培育新基建海外增长点 推动对外承包工程行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国际工程与劳务杂志，本网获授权转载）

作者：李萍莉 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迅猛地席卷全球。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呈现扩散化、反复化、长期化和复杂化的特点，对供给和需求的同时冲击导致世界经济快速下滑，全球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我国作为最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在消费和出口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为实现《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六稳六保”的经济发展目标，将通过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以刺激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类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因其带动性强，在经济逆周期调节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新基建”的概念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至今已多次在中央各类会议中提及，中国政府将加强新基建视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2020年3月初，国内已有13个省市发布总投资近34万亿元的新基建投资清单。

可以预见，随着疫情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趋缓，新基建有望从国内走向国外。本文主要探讨对外投资和工程承包类企业，如何在新基建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培育新基建在海外的增长点，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基建在国内外发展现状及特点

一、新基建国内发展现状及特点

1.新技术的创新是新基建的主要特征

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的定义，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导，以新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和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称之为新基建。这充分说明，新基建是立足于我国先进的数字技术，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要求的必然方向。

新基建一方面加快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加快与数字化基础设施相关的产业布局和配套建设；另一方面加快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推动传统基建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从而实现补短板、提效率、换动能和强质量的目的，无论是采用哪种形式，都是以技术创新为主要特征。

2.目前以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改造为主

从涉及类别来看，可以将新基建的七大领域分为两类，一类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包括5G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另一类是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包括特高压输变电、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从2020年3月份公布的已开建的70个项目清单来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类项目20个，金额共计768亿元，数量占比和金额占比分别为28.6%和7.8%；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类项目50个，金额共计9237亿元，数量占比和金额分别为71.4%和92.2%。说明目前国内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和建设以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为主，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较快。

3.融资模式尚在探索之中

因传统基础设施具有公益属性，项目投资期较长、收益率较低，所以多由政府主导投建，资本通常以债权的形式参与其中。随着2017年中央“去杠杆”和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政策出台，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呈放缓的态势。

从新基建的两类项目来看，传统基建数字化改造类项目的融资模式与传统基础设施相同，发展同样呈放缓趋势；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收益率存在不确定性，如收益率较低，资本大概率依然会以债权的形式参与，将面临与传统基建一样的问题。

只有当其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时，才能吸引社会资本以股权的形式参与新基建项目，才能够推动新基建整体快速增长。虽然目前国家已经明确通过发布专项债、特别国债和REITS（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形式）等形式鼓励资本积极参与，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经济性上的不确定性，使其无法在短期内形成支撑新基建快速发展的融资模式。

二、新基建国外发展现状及特点

1.新基建在国外快速发展是大势所趋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创新技术在全球快速发展，给城市建设、交通运输、通信和能源等领域带来彻底的变革。

目前，全球各国都在奋力抢占技术高地，优化相关产业的布局。其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需求呈爆发式增长，根据GSA（全球移动供应商协会）统计，截至2020年3月底，全球123个国家的381个运营商宣布投资建设5G，美国、韩国、日本和德国均表示将建设60万个、23万个、7万个和4万个5G基站。欧美等发达国家计划增加大数据中心面积40%以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年增加率高于20%。以特高压输变电、城际高铁及轨道交通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市场则总体保持稳定。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新基建的需求正在逐步增长，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是大势所趋。

2.短期内适合新基建发展的国别相对较少

新基建和传统基建不同之处在于，开发传统基建项目对所在国别要求不高，即便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也能通过开展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而刺激经济发展。新基建则不然，必须要求所在国别本身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基础，所以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和市场需求较低的国家，短期内难以具备发展新基建的条件。

以我国为例，新基建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粤港澳、长三角和京津冀等数字经济发达地区。按此标准衡量全球市场，能够承载新基建转移的国别主要集中在欧美、东亚、大洋洲等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质量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与传统基建能够适用于全球各个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短期内适合新基建发展的国家是非常有限的。

3.债务危机限制了新基建融资渠道

2019年全球债务创下255万亿美元的峰值，全球债务规模相当于全球GDP的3倍，疫情的爆发使原本政府债务较高的和经济脆弱的国别雪上加霜。2020年底将有超过19万亿美元的贷款和债务即将到期，已有105个国家向IMF提出纾困申请，可以预见全球范围的违约潮将要到来。加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使资源出口型国家收入锐减；受疫情影响国家为抗击疫情纷纷削减基建预算用于抗疫支出；社会资本避险情绪上升导致投资意愿下降，且目前全球各国尚未从疫情影响中完全恢复，很难出现能够支持新基建“走出去”的融资模式。

企业海外开发新基建项目的问题和困难

一、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目标市场的变化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传统市场多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伴随着行业40余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对上述国家的政经情况、市场环境、风险特点和项目运作都比较熟悉。随着新基建在全球的发展，对外承包企业目标市场将逐步转向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因目标市场的变化，将使企业面临与传统国别完全不同的市场环境和风险，为企业开展新基建业务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二、对实施企业的能力提出了要求

传统基建具有较强的空间局限性，具有较强的线性特点，且土建的平均占比超过50%，因此传统基建类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而新基建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连续空间的局限，以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为代表的新基建，土建的平均占比不超过20%（以特高压输变电为例，从投资结构来看，征地占比约为45%、设备占比约为40%、土建占比约为15%），新基建企业多为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传统基建类企业转型开展新基建业务，需要从经营理念、技术能力和经营模式等方面进行提升，以适应新基建的发展需要，这对传统基建类企业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

三、各国开展新基建的节奏不一致

从全球GDP的结构来看，在疫情对消费和出口均造成较大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预见多数国家在后疫情时代都会选择通过加大投资来刺激经济，而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会作为首选。在全球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处于零利率和负利率的背景下，部分国家难免会一哄而上，采用“大水漫灌”方式推动新基建业务发展，虽然在短期内会对经济恢复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必然会造成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市场竞争加剧和企业利润率下滑等诸多问题，从而影响新基建在海外的发展质量。

四、西方国家对我国新基建“走出去”态度的变化

后疫情时代，中美之间将全面转向以竞争为主的大国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将我国开展的新基建视为中国推进的另一个“中国制造2025”。

一方面，在与新基建相关的领域已初步显露其遏制和打压的苗头。中美之间的竞争可能由对全球技术制高点控制权的争夺，逐步演化为地缘政治斗争，并且以舆论战、贸易战和科技战等多种形态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对与我国新基建相关领域的基础软件、核心零部件、新型材料、高端装备的对华出口采取断供、列入管制名单或升级非关税打压的措施，从而遏制对外承包企业在海外拓展新基建业务。

推动新基建“走出去”的建议

一、加大对新基建市场目标国别的研究

加大对符合新基建“走出去”目标国别的研究，选取与我国关系稳定、政治经济发展较好、疫情防控效果显著、人口基数较大、工业基础和发展潜力中上的国别，从国家体制、法律体系、经济情况、工业体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制定新基建“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的目标和路径。

二、加强对新基建建设项目的规划

做好新基建的规划，一方面要加强新基建海外发展规划与目标国家市场发展规划对接，统筹做好项目和资金的安排。另一方面要结合目标国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潜力，科学的制定其新基建开发规划。既要避免因“一拥而上”而造成的过度开发，也要避免因脱离其发展阶段而出现建而无用的情况。确保将规划转变为“项目流”，将“项目流”转变为“收益流”，切实提升目标国别发展质量和水平。

三、坚持按照由点到线的模式升级需求

除发达国家之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于新基建的需求尚处于发展阶段，建议企业秉持由点到线，成熟一个开发一个的理念，优选目标国别的首都作为重点，联合不同领域的企业，共同将其打造为一个新基建集合的示范城市，使东道国人民能够切实感受到新基建带来的便利、快捷和舒适，从而对其他区域和国家开发新基建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四、加强商业模式策划和创新

在全球进入长债务周期尾部的情况下，各国面临较重的还债负担，将严重限制其继续举债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政府大规模投入新基建的能力。而新基建因其技术密集型的特点，本身缺少抵押品和质押，无法如传统基建一样形成完善的担保体系。在这种困境下，需要加强商业模式的策划和创新，探索基建项目技术入股后的风险分担机制，解决新基建类项目的融资和收费问题，从而构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五、积极推动新基建标准“走出去”

从传统基建的对外承包现状来看，标准的话语权多掌握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手中。掌握标准的控制权，有利于扩大企业市场份额，提升竞争力，同时也能带来较好的经济回报。建议企业依托我国在新基建领域的实践经验，一方面不断完善我国在新基建各个领域的标准和规范，通过领先的技术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与东道国标准的对接，按照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推动标准融合，从而实现新基建标准“走出去”。

新基建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后疫情时代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正在国内如火如荼地快速发展。随着疫情在全球被逐步控制，可以预见，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新基建将快速与传统基建融合，迎来新一轮的发展，给对外投资与承包行业带来新的增长点。站在行业企业的角度，我们必须提前布局、系统谋划，推动我国对外承包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