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拉关键矿产合作新范式

在能源转型和大国战略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围绕关键矿产的资源竞争正从单纯的商品议题逐步演变为国家安全议题，进而升级为全球产业秩序重构的政治议题。关键矿产的加工能力已不再是市场分工的产物，而是成为衡量一国产业竞争力、技术主权和地缘战略地位的复合指标。在此格局下，拉丁美洲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正在关键矿产秩序重塑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从资源供需、地缘政治与企业实践三个维度出发，分析拉美关键矿产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及面临的多层次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企业走向产业链嵌入的可行路径。

战略价值与需求逻辑

中国既是有色金属冶炼大国，也是消费大国。2025年，中国铜矿储量仅占全球的4.2%，精炼铜产量却接近全球一半。锂资源的进出口不对称更为突出，中国是全球唯一需要同时进口锂辉石和卤水生产锂产品的国家，国内锂资源开发量仅能满足国内冶炼需求的约三分之一。因此，确保海外关键矿产的稳定进口，对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具有战略保障意义。

从资源禀赋看，拉美是全球关键矿产储量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以锂矿为例，全球已探明锂储量约3700万吨，智利以920万吨居首，阿根廷以440万吨紧随其后。若以更广义的锂资源量计，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三国合计占全球四成以上。在铜资源方面，智利储量1.8亿吨、秘鲁8500万吨，合计占全球储量逾四分之一。2025年智利、秘鲁两国铜矿产量合计贡献约占全球的35%。此外，巴西还是全球第二大稀土储量国。

从贸易结构看，拉美是中国关键矿产进口的核心来源地。2024年中国进口铜精矿2810万吨，其中922万吨来自智利、699万吨来自秘鲁，两国合计占比57.69%。同年我国进口碳酸锂约23.5万吨，其中自智利进口占78%、自阿根廷进口占20%，两国几乎包揽了我国的碳酸锂进口市场。

从需求侧看，“双碳”目标与能源转型是中国关键矿产长期刚性需求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工程院测算显示，在碳中和情景下，风电装机的铜供应压力将于2035年达到58%，2060年升至67%。国际能源署预测，在既定政策情景下，到2040年全球锂需求将增长五倍，铜需求将增长约三成。由此可见，拉美关键矿产是中国推进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推广、电网改造、人工智能算力设施建设乃至落实“双碳”国家战略的重要进口保障。

拉美关键矿产领域

中企面临多重风险

然而，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关键矿产布局也面临着多重风险。

第一，东道国“资源民族主义”回潮。智利于2023年启动“国家锂战略”，由国家铜业公司主导，联合私营企业组建公私合营实体，由国家保持多数股权；同年出台的新《采矿权使用费法案》规定对铜矿企业按铜价分级征收特别税。墨西哥于2022年8月通过锂矿国有化法令，成立国有公司统一管理全国锂资源开发。玻利维亚依托玻利维亚国家锂业公司对锂产业链实施全链条管控，并对外资持股比例加以严格限制。在锂价周期性下行、铜价高位震荡的背景下，围绕特许权使用费、出口税和本地加工要求的博弈持续升温，外资投资回报预期被明显压缩。

第二，ESG与社会许可的系统性风险。拉美关键矿产多位于生态脆弱区与原住民传统领地，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的“锂三角”核心区与艾马拉、克丘亚、阿塔卡梅尼奥等原住民传统领地高度重叠，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金铜矿带亦与原住民及非洲裔集体领地互相交叠。对中资企业而言，其进入拉美主要矿带的时间晚于西方老牌跨国矿企，在社区关系积累与本地化运营经验上存在代差。社会许可也已不再是单纯的声誉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项目存续、资本回流乃至地缘叙事的关键风险变量。

第三，产业链中游脱钩风险。美国关键矿产战略正从资源安全转向产能安全范式，围绕这一目标，美国正着手构建由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多边银行主导的中游产能再布局机制。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正考虑向巴西Serra Verde稀土项目投入4.65亿美元，意在培育中国境外首个具备规模化重稀土分离能力的运营资产；美洲开发银行已批准向阿根廷萨尔塔省电池级碳酸锂项目提供1亿美元贷款，推动融资重心从初级锂盐向电池前驱体环节延伸。一旦这些布局形成系统性效应，中国在全球锂盐、精炼铜、稀土磁材等中游环节的既有产能优势将面临边际削弱。

产业嵌入与中企出海路径

面对上述风险，单一维度的应对难以化解结构性挑战，“产业嵌入”或是中企的决胜之道。本文从商业模式、国别策略、ESG合规与融资结构四个维度，对这一概念进行说明。

其一，商业模式从采矿运回升级为本地加工。“资源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并非单纯提高资源租金，而是通过本地化加工强制捕获产业链增值环节，进而培育下游工业能力。在非洲，津巴布韦已于2026年2月25日全面暂停所有未加工矿产及锂精矿出口，将原定2027年1月生效的精矿出口禁令提前近一年实施，并将缴纳10%资源税、作出强制加工设施投资承诺及获取配额许可作为解禁前提。拉美主要资源国虽尚未实施同等强度的出口管制，但政策取向已与之高度趋同。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应从开采、海运、国内冶炼的传统线性链条，逐步重塑为本地粗加工、区域中游整合与下游协同的网络结构。

其二，实施差异化国别策略。拉美各国关键矿产治理结构差异显著，单一进入模式难以兼顾，国别策略须与各国矿权配置和外资规则相匹配。对政治周期波动较大或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的国家，则应避免独资重资产模式，优先以合资形式分担政治风险，并在合同设计中事先纳入稳定条款与争议解决机制、关注当地政府对反垄断与战略资源双重审查机制。

其三，将ESG与社会许可作为一票否决的前置条件。ESG风险不应仅被视为项目实施阶段的合规事项，而应作为立项阶段的否决性筛选标准前置处理。在评估流程上，应将ESG合规成本与原住民协议履约能力纳入决策矩阵，与经济财务模型并列，并先于内部收益率门槛进行筛选。在组织层面，应在项目早期就配置专门的社区关系、水资源管理和信息披露团队，将原住民代表纳入项目治理对话渠道。在标准层面，应主动对标负责任矿业保证倡议、国际矿业与金属理事会等国际体系，争取权威认证背书，从而逐步在全球绿色矿业话语体系中由被动接受转向规则共塑。

其四，善用开发性金融与多边平台对冲地缘风险。中国企业在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协同的同时，亦可主动探索与多边资金的混合融资安排。一方面，此举有利于提升项目融资可得性与币种结构稳健性。另一方面，通过将多边机构、东道国国有金融机构与第三方私募资本纳入资本结构，使项目在治理层面呈现多元化属性，降低被美方以中国资本主导项目为由实施针对性合规审查或制裁性措施的风险敞口。这一路径并不能消除地缘风险，但可显著抬高单边制裁工具适用的政治成本。

包括锂矿等在内的关键矿产之于21世纪，远非“白色石油”这类隐喻所能涵盖。它既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物质基础，更是能源转型与大国竞争双重压力下，全球秩序重新分层的关键政治变量。在秩序重构的关键节点，拉美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愿再度沦为冷战式资源依附结构中的被动客体，也不甘成为新一轮大国博弈的被动争夺对象，而是要求合作方抛弃开采外运的旧契约，转向开采、加工与产业升级并重的新约定。

中国矿企与拉美的相遇，不应被简化为海外资源获取的叙事，而应理解为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全球产业组织者的跃迁过程中一次必要的关系重塑。这一重塑的考验，不仅在于资本与技术的输出能力，更在于能否构建出一种既区别于历史上殖民式开采、又超越当下西方排斥逻辑的产业合作范式，能否将中国自身的工业化经验、绿色转型需求与拉美的发展诉求有机耦合为新型南南产业协作模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