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扬帆出海 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

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水平达到了新高度。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构造的重要一环，中国企业“走出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亮点之一。

企业“走出去”既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整体战略的需求。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发展和国家实力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内生的强大动力，在全球布局已成为常态。

不过，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际，中国企业不仅要抓住时机走向国际舞台，更应不断完善自我，在搏击商海的浪潮中成长，优化结构以应对未知风险。

企业“走出去”步伐渐行渐稳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区域到全球的发展过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对外投资确定为实施对外开放的具体内容之一。国内企业到海外投资办企业出现了第一次较迅速的发展。中央和地方很多专业外贸公司和省、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率先行动。各专业外贸公司凭借其涉外经营经验丰富、进出口渠道众多的优势，在国外开设海外代表处或海外贸易公司，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五矿进出口总公司、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等。

1979年，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这是第一次把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到新阶段，企业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重大选择。

在改革开放之初，建筑企业与劳务输出是“走出去”的一大亮点。基于外汇短缺、资本短缺和供给短缺等原因，20世纪80至90年代的对外开放还主要体现为“引进来”，“走出去”当时仍是辅助角色。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中信集团、中化总公司等一些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甚至在这一时期突破了1亿美元。

截止到1992 年底，中国各类企业已在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4117家合资、独资和合作经营企业，中方投资总额达40多亿美元。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短缺经济时代结束，制造业开始进入供大于求阶段，“走出去”加速提上了议事日程，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1998年，党中央提出“要抓紧研究和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2000年，我国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将其作为新时期的开放战略之一，标志着“走出去”进入成规模的时代。2001年发布的“十五”计划纲要中首次在“五年计划”中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开始全面纳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为中国“走出去”提供了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为27亿美元；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经增至1231.2亿美元，13年间增长了40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欧美国家纷纷为中国企业投资打开欢迎之门，中国企业“走出去”获得更大机遇和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围堵和摩擦增多的现象。

2011年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力度、深度、广度都前所未有。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从愿景进入行动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融入世界经济已势不可挡。

早期我国海外投资的进入地主要以美国市场和非洲市场为主，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成为重要的海外市场。

“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以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超过同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在成为直接投资净流出国的同时，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经济已经正式从“商品输出”进入到“资本输出”的新开放阶段。

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1246亿美元，是2002年的46倍，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7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48万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共备案和核准了境外投资企业6172家，其中备案6122家，核准50家。

“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截至2017年底，中国企业投资就已经覆盖全球80%的国家和地区。我国的贸易伙伴已由40多个发展到2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美国、东盟、日本等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

随着“走出去”进程的加速，我国“走出去”产业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中。

从投资类别分布情况看，前期呈现明显的资源寻求型投资特征，后期结构得以优化，趋于均衡。

2003年，对外投资主要流向采矿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商务服务业等八个行业；2006年，我国大型项目投资中涉及的大类产业只有能源、金属、房地产、交通运输、农业和金融六类，其中能源、金属、房地产和交通运输这四类的对外投资占整个对外投资的比重超过了97%。

而2016年，大型投资项目已经涉及十余个大类产业。高技术产业、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明显提升。2016年占比较大的产业分别是能源、科学技术、娱乐、旅游和交通运输，投资的产业结构明显优化。2017年，对外投资已涵盖国民经济全部18个行业大类，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为29.1%、20.8%、15.9%和8.6%。

经过多年的发展，投资主体也发生着变化。在2017年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流量当中，约一半来自非公有经济控股的境内投资者。除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外，民营企业也加入海外投资经营的大军，如华为公司等。

与此同时，合作形式也悄然改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实现多元化发展，涉及新建、并购等多种形式。2016年，大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市场分布几乎已经遍布全球，52个市场中都有中国企业投资的身影。2017年全年，我国企业共实施完成并购项目341个，分布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交易总额96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212亿美元，占22%，境外融资750亿美元，占78%。

克服风险 抵御冲击

尽管中国企业在过去十年中的海外市场开拓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但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果能对这些问题加以重视并妥善解决，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会更稳健。

我国对外投资的整体规模和项目数量虽然都在上升，但1亿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占比相对较少。如2015年，我国共有6700个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获得审批，但其中投资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投资项目只有166个，仅占全部投资项目数的2.4个百分点。

此外，虽然市场多元化和产业的均衡发展已见成效，但仍然存在投资市场和产业集中的现象。2016年，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分布情况中，美国、英国、德国、巴西和芬兰是最大的五个市场，这五个市场的投资额占对外投资的比重超过60%，其中仅美国一个市场的比重就达到了33%。因此，为了抵御外部冲击，应使投资市场更加多元化。

从2005-2016的投资经验来看，在相对较大的投资国中，澳大利亚、美国、尼日利亚、越南和哈萨克斯坦是对外投资风险相对较高的国家，这些国家出现问题的投资项目所占比重分别达到19.2%、11.4%、8.3%、7.5%和6.5%。

在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承包工程项目中，超过1亿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共有58个，其中有9个项目被迫中止或者遭受了较大的金融损失，占总投资项目数的16%，失败项目涉及金额占总投资额的45%。

2011年我国对利比亚直接投资和承包工程的大型项目总共7个，这些项目全部被迫取消或遭受到了较大的金融损失。到2016年，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为368个，出现问题的项目为25个，失败项目数占总投资项目的比重为7%，失败项目涉及金额下降到了12%。

小米科技公司董事长雷军也曾表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常常面临着对海外业务缺乏经验、对当地法律法规以及文化缺乏了解等诸多困境。

伴随着投资经验的逐渐累积，企业走出去的投资风险虽然正在逐渐下降，对外投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但不可掉以轻心，风险依然存在。

调研报告显示，有44%的受访者表示在海外投资中遇到过政府审查，包括反商业贿赂、反腐败调查、环保审查及反垄断审查等，21%的企业遭遇过知识产权争议。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间比较短，本身就存在后发劣势，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能独当一面、熟悉当地情况的管理者数量不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拦路虎”还有很多，如信息收集困难、东道国政治风险、境外政府审查、本地化要求、市场风险、劳资纠纷、税务争议和知识产权争议等。数据显示，51%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展“一带一路”投资，且超过三成的民企其投资占企业整体海外投资的10%至30%。2016年1月1日至今年3月3日，在知识产权领域，美国对中国的企业至少发起了23起调查，覆盖电子、化工、医疗等领域。

中国企业不可能总在风平浪静时“走出去”，要慢慢练就迎击风浪和在深海里游泳的能力。因此，在不同阶段，企业“走出去”发展的战略也需结合国家和自身需求，从内外部条件出发，进行战略构思和选择，设立适度的国际化目标，建立有效的实施机制，这是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保证。

“走出去”的时候需要具有国际化视野和思维，这就离不开“人”的因素，当前，国际化人才不足是中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扩大国际化经营规模、提高国际化管理水平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企业要注重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且掌握语言能力、专业知识、行业规则的专业化、精通金融、法律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并通过合理配置实现人才最大化利用。

此外，还可加强与华人华侨的对接。我们在世界各地有6000多万同胞，特别是在东南亚以及“一带一路”和往西走的古丝绸之路经济带。虽然他们有不同的国籍，但他们精通各种语言，易于交流与沟通，因此，对接好华人华侨有利于企业在当地的发展。

获取了人才，企业自身也要建设。企业应当制定一套完善的、可以和当地市场经济接轨的企业制度，并予以有效地执行。在走出去的时候，合理调整企业的职能部门结构，如适当参照跨国公司的方式进行设置。现在，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文化，走出去时，要考虑自己的企业文化如何和当地企业的文化对接。

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企业必须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遵守当地劳工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此外，采取“集群抱团”模式也可以有效降低风险，利用规模优势实现在海外的成功落地和发展。例如，我国正在通过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的方式，来构建企业“抱团出海”模式。截至2016年底，我国企业在36个国家建海外园区77个，其中56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此外，谋求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合作，也是当前中国企业寻求在第三国发展的一条“捷径”。

企业“走出去”仅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的护航也不可或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策沟通、基础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积极推进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在已有的政策框架下，积极支持企业在海外市场维护自身合理权利，切实保护中国企业利益。

此外，应当简化对外投融资的审批也格外重要。政府应切实推进简政放权，为企业“走出去”松绑。对率先进入市场的投资企业，政府可以给予政策支持和金融补贴，鼓励企业主动开拓海外市场，促进投资市场的多元化。加强企业财政、金融、投资保险等层面的政策支持。

除了政策的支持外，还可以官方鼓励建立经济研究，深化对国外市场的国情认识，建立风险评估体系，使企业做到胸中有数。政府还可搭建对外投资的公共平台，定时发布有关国外市场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环境变化的相关信息，建立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降低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实现政府、产业、研究机构学者的对接，三者对接顺畅对企业大有好处，可以减少很多风险。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新起点上，我国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企业“走出去”布局全球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