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AI禁令对全球市场影响有限

1月13日，拜登-哈里斯政府宣布对先进计算芯片和部分闭源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管制。按照时任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表态，此项措施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建立值得信赖的技术生态系统，以防范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国家安全风险，并确保控制不会扼杀创新或影响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

从实际操作上，负责实际执行的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采取三管齐下的做法。其一，更新对先进计算芯片的管制，包括授权和许可例外。例外包括对部分盟友和合作伙伴的例外、供应链例外、低容量例外、数据中心验证最终用户（VEU）计划更新。与BIS的惯常做法有异，对于先进计算芯片申请许可证的批准采取配额管理。在假定批准的前提下，BIS对申请进行审查。直到出口或再出口到该国的受控芯片总量超过指定配额，BIS转为通常的根据拒绝政策审查申请。BIS还通过VEU计划为数据中心的设立和获得芯片留出一定可操作空间。其二，对最先进的闭源AI模型实施限制。除了设置了算力限制，BIS还创建了新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限制使用美国技术或设备制造的先进计算芯片在国外的模型。最先进AI模型的权重参数，如果其训练计算量超过10^26次运算，也将被纳入全球许可证管理。BIS对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大模型部署，以及开源模型提供例外。其三，BIS将确保最先进模型存储安全和美国的国家安全。

从美国对人工智能的管制来看，分别从硬件和软件两个层面限制美国企业开展对外经贸合作。虽然英伟达是当前全球GPU的领先企业，但正如CPU等各种半导体产品一样，GPU性能的实现除了有设计还需要有制造能力。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协同成为美国AI发展的现实条件，使其得以将各种新的、更好的设计变成实际的产品。设计与芯片生产是GPU供应链上垂直分工的重要例子。尽管近年来美国大力发展和重振本土芯片制造能力，但上游的硅片、生产的各类化学物质的提供很难在美国形成竞争优势。更应该看到，半导体产业具有较强的周期变动规律，而每个周期相当长的时间段中，市场需求的萎缩都会对供给端产生较强的制约作用，显著影响芯片生产企业的利润空间。

事实上，美国对AI管制的影响更为广泛。除了芯片之外，对算力的限制将引发多重冲击。AI作为新兴技术，在经历了相当长的探索后出现了2024年以大模型为代表的爆发。作为一项新兴技术，AI的发展路径仍不确定，不仅各国之间在发展上并没有必然的前后次序，在技术的影响边界和模式上也有相当多的可能性。正因如此，AI服务提供者需要有稳定的市场以保障发展利润足以支撑商业周期。作为全球主要的市场，AI在中国的应用需求广泛，接受快且程度较高，吸引了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各方的兴趣。此次BIS对AI的出口管制，进一步限制了美国公司向中国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和中国的本土AI服务提供商，将在巨大的市场中获得优势。

应该看到，AI的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关系紧密，相比于算力资源，市场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可能影响更大。可以预计的是，为了获得足够的市场，美国公司也会考虑商业布局的重新调整，以减少受到相关规则的限制。为了响应市场需求，能够实现类似效果的替代方案也会出现。过去几年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持续“补链”“强链”既响应了本土需求，也实现了更多出口。

与传统产业不同，AI发展不仅事关其自身，而且与环境和其他产业有着广泛的互动关系。毋庸讳言，拜登政府对AI的出口管制是为了实现其所谓的“国家安全”。但AI发展能力的提升正在加速，对于国际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在广度、深度和强度上都呈现加速态势。当算力不再是AI发展的瓶颈，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伦理和商业模式将变得愈发关键。单纯控制算力并不能保证美国能够“安全地”保证其发展优势，而全球其他国家AI发展的治理意愿与能力差异可能因存在发展短板给美国带来更多风险。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