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企业如何应对高成本时代

自去年下半以来，随着国内动力煤、焦煤和焦炭价格超预期大幅上涨，屡创历史新高，我国电力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这种情况俄乌冲突爆发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油气等基础能源价格的显著上涨，带动了其他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随之水涨船高，加之新冠疫情交织反复，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有可能出现结构性通胀与外部输入压力并存局面。

如果不积极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将会严重损害电力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影响到电力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甚至危及到“双碳”目标的实现。对此，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试作探讨。

我国乃至全球正在迈向高成本时代

我国是低成本发展的受益者。曾几何时，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主动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全球化迎来发展的“黄金期”。

我国恰逢改革开放的春天，依托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价格，一直奉行低成本领先发展之路，由于工资整体水平相对较低及生产资料价格的整体不高，使得我国企业在市场上竞争力不断增强，加之庞大的人口数数量和日益旺盛的市场需求，使得大量的外部资本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纷纷涌入我国，成为直接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企业产品生产能力与出口规模也迅速扩大，被称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泛滥和“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尤其是中美贸易争端的不断加剧，经济脱钩迹象日益明显，以及新冠疫情全球的大爆发，导致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了重大冲击。

俄乌冲突的全面爆发，进一步推高了全球石油、天然气、农产品等基础能源和粮食的价格，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双重”打击：一方面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债务膨胀加速和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等结构性问题依旧严峻突出，另一方面全球能源转型、供应约束、通胀压力增大、新冠疫情反复带来的供应链效率下降和金融不稳定增加等新的问题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胀高企，我国亦难独善其身，随着人口红利的快速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大幅上涨，我国正式告别改革开放以来长达30余年的低成本、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逐渐迈入一个新的生产成本上升发展时期，即靠低成本竞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高成本时代已经悄然而至。

高成本时代到来，对电力企业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和深远的，不但会侵蚀企业本来就比较微薄的利润，出现现金流异常紧张的状况，让企业背负难以承受的亏损之重，直接损害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而且还会增大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的风险，间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活动和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据国资委统计，去年因煤炭价格上涨，电力央企全力保供，致使煤电业务亏损了1017亿元。中电联也发布报告称，今年一季度因电煤价格总体呈持续上涨态势，导致全国煤电企业电煤采购成本同比额外增加1300亿元左右。由此可见，高成本让电力企业尤其是火力发电企业深受其害、苦不堪言，陷入越发越亏两难境地。

电力企业高成本时代的“十大”表现

燃料材料成本上涨过快。

以煤、油、天然气为主的燃料在电力生产企业成本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煤电的煤炭成本占整个发电成本的60%以上。

国际油价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曾连创新高，纽约每桶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超过120美元大关。截至9月6日，国内成品油价格在2022年共调整了17次，其中11次上涨、6次降低且幅度不大，油价一路飙升并创历史新高。

煤炭价格今年虽不像去年下半年飙升那么快，但一直维持在高位徘徊，供发电用的动力煤平均售价均在1000元／吨以上，较往年几乎翻了一番。

天然气价格也处在历史高点，液化天然气的价格长期保持在7000元/吨上下，较以往几乎上涨了一半。与此同时，由于能源价格的上涨，相应带动了“三材六料”和各种设备、组件、配件随之水涨船高，企业运营成本和项目投资成本出现明显上升。

物流运输成本节节攀升。

交通运输紧张和物流成本持续上升是近年经济生活的普遍问题，这也是引起电力企业成本上升不可忽视的因素。铁路作为物流运输的最主要方式，货运价格近来上涨较快，根据测算，铁路货运价格平均每吨公里提高了0.44分，使得吨煤运费成本上涨2.618元左右。

即便如此，也难能完全缓解电煤的运输需求，这就逼迫不少电力企业选择运输成本较高的公路运输，而在柴油价格的大幅攀升以及整治公路限载行动和受新冠控制因素造成物流运输被迫中断等多重挤压下，公路运输成本上涨更快，还有水运和空运成本也随着油价上涨而产生连锁反应，由此引起的成本上升在短期内也是难以扭转的。

另外，货物运输中的包装、装卸搬运、货物储存以及物流运输流通加工等活动中所支出的人、财以及物力费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质安环地费用大幅增加。

一方面质安环费用的增加成为普遍现象，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是电力企业普遍认识到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在确保产品质量上更舍得投入、花大本钱；

二是安全管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各地全面提高安全费用提取标准而且必须专款专用，在资金投入得到了充分保证；

三是我国现在正在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保护理念，为保护环境，严格限制企业肆意排放污染物，并加大了排污费征收标准，导致企业的排污费用大幅提高。

另一方面电力企业的用地成本也在“水涨船高”。随着国家对建设用地管理日益严厉，电力企业主要通过挂牌、拍卖等市场化的方式获得，并征地补偿费用标准大幅提高，导致土地的取得和使用成本进一步上升。

高额债务成本不堪重负。

除少数电网和以水电开发为主电力企业资产负债率相对较低外，电力企业普遍存在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早是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发电类企业、电力装备企业和电力施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都较高，有些甚至超过100%，基本上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

近几年来，受经济下滑的影响，我国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企业融资成本呈现总体下降的态势，但由于不少电力企业经营形势并没有好转，而且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少数企业基本上靠举“债”度日，深陷债务“泥潭”而不能自拔，致使企业总体债务规模特别是有息债务规模并没有下降，反而像“雪球”越滚越大，导致电力企业实际要承担的债务成本费用并没有实际降低，相反还存在上涨，财务费用成为侵蚀企业利润的“黑洞”和架在企业脖子上沉重“枷锁”。

绿色转型成本持续上升。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减排降碳和绿色低碳发展成为电力企业必须直面的“必答题”，而是“选择题”。电力企业的绿色转型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代价的。

不少传统电力企业面临着调结构、稳增长与降杠杆的两难选择：

一方面电力绿色低碳发展、煤电机组“三改联动”（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以及传统能源转型，都需要巨大的资本性支出，还有可再生能源补贴欠费问题久拖不决，让企业本来十分有限的资金更加“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严控投资规模、确保完成降杠杆任务也是国资委对一些高负债国企的硬约束，导致电力企业可持续发展任务日益艰巨。

人力资源成本直线上涨。

随着我国适龄劳动力的日渐减少，人口红利的正逐步消失，用工成本在持续上升，在电力企业总成本中占据着日益重要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由于工资、奖金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而直接导致的电力企业工资费用总额的大量增加，这种状况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二是由于人们生活价格、住房价格的上涨，导致生活成本的上涨而引起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断增大。

三是由于“三项制度改革”不彻底而引起用工成本的增加，员工能进难出、工资能增难减、收入能高难低，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四是一些电力企业存在大量的“冗员”和内部退养员工，估计高达30余万人之众，需要逐步予以剥离、安置和补偿，这种费用也是不少电力企业难以承受之重。

健康防护成本扶摇直上。

随着新冠疫情进入常态化，电力企业较以往更加重视员工的人文关怀和卫生健康，投入的资金不断增多：

一是在防疫上开支大量增加，电力企业为防疫的需要，不得不购置大量诸如口罩、防护服、防护面罩、护目镜和医用酒精瓶、84消毒液、喷雾器、喷壶等各种防疫物资，同时还加大投入配置严格齐全的各种防疫设施。

二是在员工身心健康方面更舍得花“钱”和投入，想方设法地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员工参与运动、减肥、戒烟，定期开展体检和体测，积极为员工参加各类医疗健全保险，主动关爱员工生活、关心职工健康，主动为员工解决后顾之忧。只有关注职工健康，企业发展才能更“健康”。

企业改革成本愈来愈高。

作为从计划走过来的国有老企业，大多电力企业存在社会负担重、离退休人员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僵化等弊端。虽然前几年开展了“三供一业”移交和主辅分离改革等工作，但这些改革距离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其实，电力企业的改革是一系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其改革成本大体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直接成本，即因电力企业改革带来的制度变化而直接需要支付的经济代价；另一类是间接成本，即因电力企业改革不可避免会触碰到一些人利益，企业为缓解和克服由此而来的摩擦和冲突而不得不花费的代价。

虽然《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行动方案》即将收官，但从电力企业所面临的根本体制性矛盾来看，必然会伴随着极其高昂的制度变迁成本。

逆全球化成本不可低估。

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中美技术脱钩和经济对抗的压力正在加大，既有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被人为中断和破坏，世界主要大国都积极推动产业“回流”，各国都在花巨资加紧制定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备胎”计划，以防止像华为一样的“被断供”带来的风险。

这意味着各国要用更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去填补脱钩以后的商品供给，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和成本上升，将给电力企业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带来较大困扰，不但会相应加大了技术引进与改造的难度，而且必然会增加境外业务经营的复杂性，在参与全球产业合作过程中需要付出更多额外的人力物力财力。

各种隐性成本不可忽视。

相对于原材料、燃料、工资、各种费用支出等显性成本来说，电力企业还存在不少隐藏于总成本之中但游离于财务审计监督之外的隐性成本。

这些成本具有隐蔽性、放大性和突爆性的特点，如同暗藏在电力企业内部的各种“隐性杀手”，处治不愈，挥之不去，让人头疼，甚至带来“致命一击”，一般包括沟通不畅成本、无效加班成本、用人失查成本、品牌失效成本、信用丧失成本、风险失灵成本、激约失当成本、决策失误成本、流程繁琐成本、资源错配成本等等。

实际上，隐性成本对企业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显性成本，电力企业成本控制的真正难点在于如何识别和发现隐性成本，并切实有效降低或消除其带来的危害。

“六措并举”全面应对高成本时代的到来

加大集采集控，尽量降低燃料成本费用。

燃料成本占火电企业总成本的60%以上，是影响电力生产企业效益最直接的因素，也是成本控制的重中之重。因此抓好燃料采购管理是降低经营成本的首要环节：

一是建立煤气油电战略联盟，全面推行定点采购和集中采购，这样不但能通过规模优势得到价格上的优惠，而且还能保证燃料的采购质量。

二是进一步完善燃料物资采购机制，建立全国性电子商务平台，通过网上招标、网竞价、网上结算，压减中间环节，杜绝不必要的开支。

三是加强燃料采购的过程控制，确保燃料采购品质与质量。因为劣质燃料不但降低发电效率，严重污染空气，甚至会缩短锅炉使用寿命、影响锅炉的安全运行。

四是不断优化各料燃料的运输方案，尽量采用水运、铁路等低成本的运输方式，并建立合理的存贮规模，以降低燃料的运输和存贮费用。

强化精细管理，全面建立“节约型企业”。

一要以“材料费、机械使用费、人工费”为重点，切实抓好作业层的成本管理，优化工作流程的整合，减少不必要的分工，大力推行生产目标成本责任制，科学计量，强化考核，重奖严罚，真正将成本控制抓细抓实。

二要牢固树立“勤俭办企业”的思想，坚决杜绝各种“跑冒滴漏”情况发生，切实压缩各种不必要的非生产性费用支出，把居高不下的管理成本真正降下来。

三要加强财务费用管理，大力推行业财一体化和司库建设，强化资金集中管理，优化信贷结构，合理借款额度和期限，搞好银企关系，切实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

四要加大资本运作力度，全面做好债务重组和资产盘活工作，借助债务转换与资产重组、债转股、优质资产注入、存量资产变现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的债务负担。

加强“三全”管理，树立全成本管理理念。

第一，要做好全周期成本管理，从项目策划、营销策划、项目设计（概念设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项目实施（采购招标、项目施工、变更签证、竣工结算）、项目运维、后评价等全过程做好成本控制，确保项目生命周期成本最低。

第二，要把握好全维度成本管理，就是在成本管理过程要树立系统的概念，不能仅限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而是要跳出成本看成本，把所有跟成本相关的事项都纳入进来，不论是直接相关的还是间接影响的。

第三，要开展全员成本管理，从成本管理的“源头”入手，牢固树立全员的成本意识和节约的成本观念，明确考核责任，细化考核内容，逐步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成本考核与控制机制，真正把成本与费用控制落实到具体单位、部门和岗位。

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实现增长模式转变。

首先要优化煤电发展，加大淘汰消耗高、规模小、机组性能小的小火电，加快推进煤电“三改联动”（节能降耗改造、供热改造、灵活性改造）通过煤电联产和煤电一体化等多种方式，推进煤电企业的产业升级。

其次要大力拓展新能源，抢抓陆上风光的最后“剩宴”，全力发力海上风光能源，稳步拓展氢能储能，加快推进电力替代，有序推进生物能、地热能和海潮汐能等“小众”能量培育，全面提升新能源的占比。

再者，稳步开发水电和核电等清洁能源，水电和核电作为清洁能源，虽然建设费用较高，但综合成本低，效益有保证，特别核电，是世界三大支柱能源之一，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比并不高。

最后，紧密围绕双碳目标，加快推进“两个一体化”进程，全面构建风光水火核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格局。

推行技术革新，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一方面要下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全面提升现有设备的技术水平和等级，重点是通过采用压力温度更高的发电机组和煤种适应能力强且效率高的循环硫化锅炉，全面降低发电的单位燃料消耗；通过加强热力管网的自控水平、发展冷却水供热技术和余热回收技术，提高锅炉的综合热效率、减少中间损失与浪费；通过采用系统优化技术，尽是保持机组最佳运行状态，提升机组的整体出力水平等。

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更新和引进，提高对发电过程产生的废水、废渣、废气中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循环和综合利用，尽量避免各种废物的直接排放，积极探索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这样既可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资源回收价值，还能降低企业排污费和其他费用支出，甚至还能获得税收上的优惠。

完善政策支持，不断优化外部经营环境。

高成本时代所带来的代价不能完全由企业独自承担，政府应在企业向成本时代过渡的过程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一是进一步健全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适当上调电力现货市场的竞价上限，构建高效、灵活的电价调节机制，从根本上化解“煤电牛顶”现象。

二是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尽快改革现行不合理的电价定价机制，不断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价格形成机制，使电价能够充分体现成本和供求关系。

三是提升管理弹性，对涉及经济稳定和社会民生发展的用能以及因气候、疫情等因素导致的用能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并在资本金注入和税收上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四是全面推进电力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加快电力企业主辅分离步伐，加大总部“机关化”改革力度，精干主体、做大做强主业，使电力企业能够轻装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