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美关系：挑战与机遇

《约旦时报》12月17日报道，2018年一整年，亚洲大部分地区都随着中美关系中出现的越来越不可预测的新动态而振动并震荡着。一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从中国享受完“超国家级”国事访问后，中美之间便陷入了一场悬而未决的贸易战，特朗普政府用“战略竞争”取代了之前美国与中国的“战略接触”。 

此外，一年前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及市场一派繁荣。而现在随着中国和欧洲经济增长的放缓，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日趋加重，美国的利率也随之上升。围绕朝鲜核谈判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使世界经济前景黯淡。

在此背景下，2019年中美关系的前景又将如何发展?2019年3月，中美双方有望就减少双边贸易逆差和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做出的进口决定达成协议。届时双方也有可能就削减关税达成协议，尽管谈判的复杂性可能会延长时间，按关税计算的办法可能需要一年时间；然而，如果中国决策者们采取一种更激进的做法，承诺实行长期零关税，并挑战美国的报复，那么结果可能会更快些。

所谓强制技术转让的改革应该相对简单。然而，改革不同于实际中如何解释合同安排，即使没有任何具体的技术转让规定。 现阶段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政府时期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被重新制定；然而对一些违规行为的司法执行依然遥遥无期。一种可能的机制是，将中国和外国公司之间的相关合同交给设在新加坡或瑞士的国际商业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以此专门处理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问题。 如果中国反对，中国可能会发展自己的基于国内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中国需要任命合格的外国人进入其仲裁委员会，以此建立中国的国际信誉。为了国内改革的需要，中国需要在法院系统外设立完全独立的商业和民事法庭。 

迄今为止，美国无法消除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国家补贴的担忧。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国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都对本国技术产业进行支持，但中国政府支持得最多。即使我们能规定出一国政府对某一公司提供支持的上限，也很难衡量出各国在此方面的遵守情况。美国可能仅仅需要通过增加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研发方面的公共投资就会超越中国。

我们也不应排除中国会向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提出关税改革的可能性。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不仅可以对美国，而且可以对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成员国做出大幅零关税承诺，这无疑将给中国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来倡议全球自由贸易、遏制保护主义。

中国的这种转变可能包括接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员国并寻求加入，目的是在亚太地区击败美国。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立即退出了TPP。当中国看到政治和市场的开放时，中国可以非常迅速地采取行动，但谈判过程将很艰难，但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访问北京以来，日本对中国加入TPP的保留态度有所软化。 

在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方面，鉴于美国构成的核心战略挑战，中国在2019年可能会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化解冲突”。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已在正常化。日本海岸警卫队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对东海尖阁诸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入侵大幅减少。 

中国还希望通过加快“行为准则”的谈判，缓和与东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今年4月在武汉举行的中印双边峰会结束后，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可能也会有所缓和。鉴于台湾总统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在11月台湾地方政府选举中的表现不佳，中国大陆可能会开始缓和对台立场。当然，如果美国继续对台进行更大规模的军售(这是有可能的)，这种局面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冲突仍在继续，如果美国明年更积极地追求其航行自由计划的话，中美之间在这方面的冲突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在亚欧大陆，中国将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斯里兰卡将汉班托塔港移交给中国后，中国官员对斯里兰卡劳工长期负担能力的担忧引发了负面反应，中国官员已经在讨论修改某些劳工福利模式。

此外，中国可能会巩固和扩大其在现有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内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强调新的国际治理机构。中国很可能继续成为世贸组织的新冠军，并按照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协议，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保持自己的立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来说，最好专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体系的现有机制。 

随着中国寻求重新稳定中美关系,以及缓和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紧张局势,中国领导人可能利用2019年，对美国政策的未来走向形成更为深层次的判断:米勒（Mueller）对特朗普和其政府调查的影响,以及是否在2020年, 或者更早, 出现一位新的美国总统,都将会在多方面改变正形成的美国新战略。（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