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新比较优势

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迅猛发展的同时，恐怖主义活动也在这一区域的部分国家中肆虐，对当地公共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本文利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START团队收集的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分国别计算了恐怖袭击事件的袭击次数、死亡人数和伤亡人数，以及各国的占比。表1列出了遭受恐怖袭击最多的前五名国家的名单。

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与贸易繁荣的基石，然而日渐蔓延全球的恐怖主义活动对各国的公共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专门研究恐怖袭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的文献不多，多数研究是将恐怖袭击作为威胁公共安全的暴力事件中比较极端的一种来考察。暴力事件对于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二是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首先，暴力事件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资源配置来实现，也就是说政府由于暴力事件而扩大政府支出，从而导致消费或投资的挤出效应，阻碍经济增长；此外，恐怖袭击的发生还会导致本国资本外逃；恐怖袭击对于国内金融市场同样也有着长期显著影响，恐怖袭击会导致更高的负债成本，还会使发生国主权信用评级下降，而且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其次，恐怖袭击等暴力事件对于国际贸易也有显著负面影响。一国发生暴力事件相当于间接增加了与该国发生贸易往来的成本，所以其贸易伙伴国将会选择国内生产或者是与更加和平的国家进行贸易，进而导致暴力事件发生国对外贸易额的下降，恐怖袭击连同其他暴力事件对于贸易的影响等同于征收30％的关税，这一影响程度超过了边境效应、语言障碍和是否为WTO成员国对于一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国内战争与国际战争都会减少贸易，还会显著降低双边贸易的相互依赖性并且损害全球的贸易一体化；海盗活动也会增加海运贸易成本，从而减少贸易；日本侵华战争对于中日两国贸易还存在长期影响；最近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恐怖袭击将显著降低该国的出口依存度；恐怖袭击会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由上述文献可见，暴力事件对于贸易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在如今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尤其是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形势下，这一方面的研究就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首次探究了恐怖袭击在不同国家中的异质性影响，发现了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双边贸易中具有免疫于恐怖主义的比较优势，并对这一比较优势的产生机制做了初步分析。张晓磊和张二震发现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恐怖袭击非常频繁，也同时观察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在增长，但是并没有给出正式的实证检验，也没有给出相应的解释。

为了探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贸易免疫于恐怖袭击的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第一，中方经贸人员在权衡了成本和收益之后，与其他国家的经贸人员相比更具有“冒险精神”——即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恐怖袭击频发，中方经贸人员也并未因此中断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就是“冒险精神”假说；第二，中国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赢得了双方官方外交关系的发展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普遍欢迎，从而实现了免疫于恐怖袭击的贸易比较优势，也就是“外交政策”假说。

1.“冒险精神”假说

2.“外交政策”假说

3.“冒险精神”假说与“外交政策”假说的关系

在验证“冒险精神”假说中，我们分别加入了美国、墨西哥交互项进行回归，发现美国交互项系数和显著性均小于中国，进而得出“冒险精神”只存在于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在对恐怖袭击按照类型和目标进行分类的回归中，我们发现中国对爆炸袭击有比较优势，但是对绑架袭击有比较劣势，中国平民比官员更有“冒险精神”，进一步支持了“冒险精神”假说。而在验证“外交政策”假说中，我们发现伊拉克战争之前，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免疫于恐怖袭击的贸易比较优势，而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中国才具有这一比较优势；我们还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替换成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OECD国家样本，发现中国在与这些国家进行双边贸易中并不具有免疫于恐怖袭击的比较优势。

本文的发现不仅探究了恐怖袭击对不同国家贸易的异质性影响，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丰富的政策含义。首先，发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中免疫于恐怖主义的比较优势，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现实基础；其次，通过中国这种比较优势作用机制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政策在其中发挥着极大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应该继续贯彻落实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友善的环境中实现大国崛起；最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招致了恐怖主义报复性的攻击，严重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西方社会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以往为了坚持向海外输出意识形态而干涉他国内政是得不偿失的，新“孤立主义”思潮在此背景下悄然崛起，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意外”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正是这一思潮的体现。

但是，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国内人力成本增加，以及年轻一代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居民也会越来越重视人身安全问题，所以新一代的中方经贸人员将可能会逐渐失去“冒险精神”。另外，由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出于对我国企业和公民在当地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护，我国政府也很难再对当地的政治局势完全置身事外，“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现实中可能难以完全贯彻执行，非理性的恐怖分子也许会迁怒于我国政府和公民。总之，恐怖主义活动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的负面影响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大，我国的贸易比较优势也可能会相应减弱。如何加强对我国公民海外活动的保护，同时调整我国外交政策赢得更多当地民众支持，遏制恐怖主义威胁，从而进一步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依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