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发会议200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概述（二）

标准改革议程的失败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令人不满意的增长持续20 年之后，在全球需求强劲的推动下，目前发展中国家进入了相对迅速增长的阶段。这种全球需求的强劲势头主要来自美国，并由于庞大的中国经济的迅速扩张而进一步增强。 在1980 年代和1990 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了影响深远的面向市场的改革，期望将要素配置的改善作为使其融入全球化世界经济的关键。作为向借债国强加政策条件的贷款方，和可以对国际政策辩论产生重大影响的“智囊团”，布雷顿森林机构在这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结果，改革议程的主要原则不仅决定了那些向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国家的经济政策，而且逐渐被正在审视自身发展战略，以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世界经济的其他国家视为标准改革方案。 改革议程的重点几乎仅限于如何通过改善激励结构和减少国家的随意干预，以利用市场力量来实现更有效的资源配置。通过在国家一级实行自由化和放松管制，以及在全球一级开放竞争，寻求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议程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一方面放宽对资本帐户的限制和改进国家的治理，另一方面更加重视减贫和发展的社会方面等问题。 正统的改革议程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随着现有资源配置的改善，资本积累将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资本积累是产出增长和包括多样化、工业化和技术升级在内的结构变革的先决条件。这种预期很少兑现，实际上，伴随正统改革出现的经常是低投资率和去工业化现象，并且往往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贸易自由化的快速实施导致了与特定增长率相关的贸易赤字更为庞大，从而加大了支付困难和对资本流入的依赖程度。吸引资本流入的做法包括提高利率和使货币升值。但是提高利率会阻碍国内投资，并使增长速度放缓，而使货币升值则会削弱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对贸易业绩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大多数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资本积累与对提高生产率和技术革新的不断需要并不同步，而提高生产率和技术革新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成功的基本要求。而且，尽管自由化和放松管制有可能提高效率，但是效率的提高并不会自动转换成更快的收入增长，而是往往导致更多的不平等。旨在使相对价格在微观层面上“合理”的政策未能成功，因为在太多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在宏观层面上使价格变得“不合理”了。 与此同时，一些东亚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的努力中取得了成功，因为他们的努力基于高度的资本积累以及循序渐进并往往具有战略意义地对国际市场开放。然而，1990 年代，这些国家经历了一次极具戏剧性的经济衰退。当时，这些国家的政府放弃了先前对贸易自由化所采取的小心谨慎的战略管理，过早地实行资本帐户自由化。这使其经济极易受到变化无常的国际资本市场的破坏。 从几方面来看，这次危机是一个转折点。第一，在危机出现前后，越来越多的人士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出的分析判断及其政策规定，这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软化了其有关资本帐户管理的立场。第二，并非所有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调整的规定，这导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需求的大幅度减少，因为各国竭力避免其援助所附加的条件。而且，启动或加强了一些旨在建立更密切货币和金融合作的区域主动行动，以减少在危机情况中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第三，认为融入国际资本市场从总体上讲有利――因为这有助于获得国外储蓄，以及国内货币政策必须有助于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的观点被极大地动摇了。专家、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开始看好管理汇率制度，许多国家将其政策目标转向创造贸易盈余和积累外汇储备方面。 减贫新重点 1990 年代期间，传统改革政策成果有限，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必须采取强化产权的措施来补充标准改革议程，以作为解决投资不足问题的关键机构要素。人们还认识到，出于广为接受的人道主义需要并为了使改革为社会所接受，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缓解贫困的影响。通过调整公共开支，消除贫困现象，可以实现减贫。但是如果结构改革仍然缓慢，资本积累不足以促进增长，提高生产能力和扩大穷人的就业机会，那么此类政策就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虽然加大减贫力度是一种全球性的道德义务，但同样重要的是动用额外资源为此项支出提供资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将用于可以对贫困根源产生持久效果的投资的公共资金转用于可以暂时缓解贫困表面症状的社会开支，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2000 年制订的《千年发展目标》反映了全球决策者们对在过去20 年的条件下在发展和脱贫方面所取得进展的不满意程度。因此，《千年发展目标》目标8――即建立全球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为改革议程增加了国际层面的意义。而且，2002 年的《蒙特雷共识》承认，发展中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能力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很大影响，其中包括国际宏观经济和贸易环境、援助流量和债务问题的国际解决等。《蒙特雷共识》还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以下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为适当程度的生产性投资创造必要的内部条件，以及确保公共和私人投资在发展本地能力方面具有互补性。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以前的改革方案所忽视。无庸质疑，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主要是由市场运作的方式所决定的，但是各种外部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影响。然而，注重通过市场自由化使“价格趋于合理”的政策规定限制了采取前瞻性的政府政策以应对此类外部因素的余地，而这些外部因素在很多情况下对于投资决策来说可能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