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克：从牛津到甘肃，他预见一个新的中国

“中国人民用4000年的文明智慧抗击着亡国的灾难，他们已经找到了改造世界的办法，谁说这不可能实现呢？”一位年轻的牛津大学毕业生，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深入中国，带领一群中国孤儿翻山越岭、躲避战乱，将废弃的庙宇改造成教室和宿舍。乔治·何克这个英国年轻人用行动诠释了跨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温暖而坚定的足迹。

“我现在处在红色中国的心脏里”

综合中新社、中国甘肃网、《人民日报》、中国工合网、《光明日报》、中旗网报道，1915年，乔治·何克（George Hogg）出生于英国赫特福德郡哈彭登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家中6个孩子里最小的。何克幼时曾就读于瑞士以及家乡的圣·乔治学校。1937年，23岁的何克以文学士学位毕业于牛津大学。学生时代，何克就表现出富于冒险、独立思考的一面。大学训导主任评价他“有很多内在优良品德，有主见，知道往哪里去和该干什么”。

毕业后，何克跟随姨妈穆里尔·莱斯特（一位和平主义者）先后游历了美国、日本。那时的他刚毕业不久，本打算环游世界、报道时局。何克原计划前往印度拜访甘地，然而，1938年初抵达中国上海后，他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

在日本，何克看到当地民众对政府美化侵略的宣传深信不疑，把侵略说成是在帮中国建设“王道乐土”；而在中国，何克看到的真相是中国人惨遭屠戮、流离失所、饥病交加。

“对日本人的好印象很快就被他们的恶行抹杀了。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寺庙被炸得片瓦不留，老百姓的房子都被烧毁了，他们只能沿山坡搭个临时的避难所或者在废墟中扒拉些还能用得上的物件。这就是日本人给游击队和他们身后的老百姓的‘教训’，如果老百姓都去重建家园就没有人给游击队种粮食了，游击队还怎么和日本人抗衡？日本将会成为黑暗又脆弱的村庄的唯一统治者，这比起克伦威尔和英国国王在爱尔兰播种的仇恨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回忆录《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中，何克写道。

他决定不再继续旅行，而是在中国实地了解民众面临的问题，将战争实情告诉全世界，他对姨妈说：“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

何克开始以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的身份在报刊上发文，将日军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写成报道发往世界各地。1938年6月底，何克抵达汉口，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辗转到了延安。

“由于日本人对中国沿海城市的侵略，中国的经济重心被迫转移到偏僻的内陆地区，西北地区最近才得以开放。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游击队和青年学生们一直在教育人民要为新生活而斗争。这里，作为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现代生活与延续了几十个世纪的古老的生活并存，现代文明的种子也试图在此生长。由于上述原因，西北是我考察新的中国诞生的理想之地，这里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惊人的创造力。”何克在《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写道。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考察，何克看到各个阶级的大批青年从各地涌到延安，“从新加坡、马尼拉、新西兰和夏威夷被吸引到这里，是很令人惊讶的。”

何克还对当地民众的热情印象深刻：“在那里卖茶人不肯收我的茶钱，他们叫我朋友。不多久我就升入‘同志’一级了。”

他发现，延安的学生人数“和牛津一般多”，有四千男生，一千女生，分属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延安艺术学院。除本部学校外在整个地区还有分校，在分校学习的还有好几千人。

“我现在处在红色中国的心脏里，它现在红得不厉害，但无疑是这一抗日运动在全国最强有力的中心。”何克总结道。

何克所到之处，看到人们虽然生活艰难，缺衣少食，但无一不投入抗战。

1938年7至10月，何克亲历并向世界报道了武汉会战，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的《帝国操纵之我见》一文中，他指责欧美国家对日军侵略行径视而不见，只顾自身利益、不保护中国人反而阻止中国军队行动。

在汉口，何克认识了新西兰共产主义者路易·艾黎。当时，艾黎与宋庆龄等人共同发起了整合被战争冲散的工业形成小而精的工业合作体的中国工业生产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开展生产自救，争取海外援助，支援抗日战争。在艾黎的介绍下，何克也投入了这场运动。1939年，他到陕西宝鸡成为“工合”西北办事处的英文秘书。

“培养既开拖拉机又读莎士比亚的人才”

一开始，艾黎还担心何克能否胜任，“他那样年轻、幼稚，不知他能否在中国一片混乱中安下身来。”不过，艾黎很快发现，在何克那欢快的举止后面，却也可以感觉到一种坚韧和刚毅。

“他在逆境中挣扎拼搏……他本来完全可以参加战地记者团，坐等国际援助，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但他一直战斗在前线。他学说中国话，学得很地道。他还学唱他喜欢的中国歌曲。在‘工合’组织的联欢会上，他多次应邀为大家演唱。一年后，他开始视察西北工业合作社，并写出了很有分量的调查报告。许多姑娘都对他有好感，但他从来没有因此而影响工作。”艾黎如此评价何克。

1942年，经艾黎推荐，何克成为陕西凤县双石铺培黎工艺学校校长，并身兼英语老师、体育老师和音乐老师三职。他就住在窑洞里，在学校经费不到位的情况下，经常骑着自行车从凤县赶到宝鸡，向“工合”宝鸡办事处要钱“救火”。就在生活如此拮据的情况下，何克还收养了聂广淳、聂广涵、聂广涛、聂广沛，四个地下共产党的遗孤。

1944年，随着日军西进威胁，且“工合”与国民党的关系恶化，为了学校和学生安全，艾黎和何克决定迁校到甘肃。正值寒冬时节，何克带着60余名师生，肩挑手扛教学设备，徒步穿越秦岭险峰，跋涉千里抵达甘肃山丹县。

初到山丹，学校办学条件异常艰苦，但这并未妨碍何克为自己的教育理想而奔走。他带领师生修缮庙宇为校舍，开荒拓土建车间，邀请外籍教师来校授课，开设机械、纺织、农业、医疗等专业，将西方技术与本土需求结合。他要求学生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学文化，三分之一的时间练技能，三分之一的时间参与生产。学生白天操作机床、种植小麦，夜晚围坐油灯前学习。他说：“我们要培养的，是既能开拖拉机，又能读懂莎士比亚的全能型人才。”

学校不久有了毛纺厂、棉织厂、机械厂、电器组、汽车运输组、陶瓷组、化工组、造纸组、印刷组、玻璃组、采煤组、实验农场。何克给母亲信中说：“把自己的一生能和这些孩子联系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事。”

何克待中国师生如亲人。他把国际友人赠送的奶粉给体弱的学生补身体，寒冬为学生缝补棉衣，为给生病的学生请医生而长途跋涉。他对收养的战争遗孤视若己出，养子聂广涛回忆：“先生总说‘我们是一家人’，他的草房永远向学生敞开，哪怕只剩一块馍，也要掰成两半分给我们。”

“我不是一位过客，我曾在此地点燃光”

1945年夏天，何克在运动中脚趾擦伤引发破伤风，由于当地医疗条件艰苦，最终于7月22日逝世，年仅30岁，没能见到中国人赢得战争、迎来新生的那一天。

当地人为他举行了葬礼，将他埋葬在山丹城外的荒原中，墓碑上刻着他最爱的诗句：“我不是一位过客，我曾在此地点燃光。”

乔治·何克生前所著的回忆录《我见到了新中国》，1945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发行。他在前言中写道：“今后用不了几年，世界将比以往任何时候发展得更快，我们要善于应变。对于千百万富于个性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战争期间积累的经验铸就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中国人民用4000年的文明智慧抗击着亡国的灾难，他们已经找到了改造世界的办法，谁说这不可能实现呢？”

距何克离世已80载，但他的精神和事迹被中英两国民众不断传颂。在山丹县城南，绿树之下，安置着他的墓地；在兰州城市学院，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广场和屹立的雕像，有他人生的叙事和追忆；他的母校牛津大学设立了“何克文化周”。

2008年，由乔纳森·莱斯·梅耶斯、周润发、杨紫琼等主演的电影《黄石的孩子》上映，讲述了何克的故事。

今年是何克诞辰110周年。在3月举行的2025年伦敦书展上，何克的外甥马克·艾尔温·托马斯的著作《原上草：乔治·何克的故事》中文版发布。

“他是一位热爱和尊重人类同胞的人，不分种族、信仰和文化差异，他为了共同的积极目标而无私地奋斗，充满同情心。他年轻时不幸夭折，却取得了真正令人惊叹的成就。”托马斯说。

何克还有一个中间名“艾尔文”，是英国一个古老的名字，意为“睿智的朋友”或“高尚的朋友”。在托马斯看来，舅舅无愧于他中间名的含义。

解释为什么用“原上草”作为书名时，托马斯说：“因为他的存在和付出，许多原本寸草不生的地方将长出绿草。”

托马斯表示，希望通过何克的个人经历和观察，赋予历史更具情感色彩的记录，感动和激励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