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存在强烈经济民族主义情绪 中企该撤就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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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中印两国是亚洲经济两大引擎。近些年来，印度市场受到海外资本青睐，中资也不例外，但是中资企业近期在印度遭遇诸多限制。近日，新京智库举办了“‘龙象之争’：如何破解中印僵局”专题研讨会，邀请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共同探讨中印边境问题及两国经贸关系的未来发展。

研讨会上，多位专家认为，印度的市场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中资企业投资印度要有强烈的风险意识，该撤时就要撤。

印度对中国有严重的经济依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与南亚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表示，印度对中国有严重的经济依赖，这在新冠疫情暴发不久就暴露出来了。

印度很多的出口创汇产品，其上游原料来自中国，比如制药业，70%的原料药是从中国进口的。中国一停工停产，对印度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印度社会的中右翼，对这个事情反应强烈，要求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同时，在中国出现新冠疫情之后，印度决策者认为，这个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难得的良机。他们认为中国停工停产了，世界其他国家可能需要更多的进口印度的产品。所以，当时印度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特别是游说一些在中国的大型跨国集团到印度投资，并且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到现在印度的这种政策也没有改变。

印度认为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必定会发生调整，而这种调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美国提倡的“去中国化”。印度在“去中国化”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了前面，在很多方面都采取了非常果断的“去中国化”措施。

印度禁用很多中国的App，排除中国很多产品，排除中国国企的投资，一个重要的目的，除了实现所谓的自力更生之外，还有就是为自己国内垄断财团攫取市场的目的。所以是一箭数雕、一石数鸟，考虑得比较全面。

但是从短期来看，印度是无法实现其目标的。中国建立的价值链和产业链是花了4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即使印度人比中国人更加辛勤、更加努力，没有10年、20年的时间是很难实现这个目标的。

从2014年之后，中国对印投资是增长很快的。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对印度的投资额，印方统计大概在80亿美元左右，还有说可能达到200亿美元。中国的一些国企和大型私企对印度投资比较多，特别是在一些风投领域，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对印度投资增长很快，因为大家觉得印度今后十年可能是像中国过去几年一样，成为一个增长非常快的市场。

但是刘宗义表示，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受两国关系和边界问题的影响很大。比如2016年中印之间出现问题后，中国对印投资也就开始下降。洞朗对峙结束之后，2017年、2018年又开始回升。

在贸易方面，中国从2006年开始出现对印度的出超，并且数字越来越大，到2018年、2019年时，两国的贸易额是八九万亿美元，中国对印度的顺差就达到五六百亿美元。两国贸易的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印度产业结构问题造成的，印度制造业不发达，对中国出口商品以原材料、农产品为主，而从中国进口主要是工业制成品、机电产品、太阳能元器件、手机元器件这些电子产品为主，所以两国的贸易不平衡。

但印度认为问题主要是市场准入问题，所以它希望中国扩大对印度产品的进口。在2018年之后，中国对印度的市场开放方面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对印度的大米、食糖做了非常大的让步，但是这些让步没法弥补双方的贸易赤字，所以印度仍然不满意。

印度的本土企业想要过来接盘

刘宗义表示，这次新冠疫情之后，印度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凸显出来，使得印度感到非常担心，担心它的经济安全，所以它希望实现所谓的自力更生、独立自主。

印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对于中国国企进入采购市场的限制等。印度采取这些限制行为，一方面是想对中国施压，另一方面跟莫迪政府的政权基础有关系。莫迪政府的政权基础是建立在大财团、大资本家的基础上，所以他希望为这些印度垄断财团攫取市场。这个市场原来是不存在的，中国企业，比如阿里巴巴、腾讯、华为来了之后，给他们新创造了很多消费者、创造了很大的市场。现在，这些印度的本土企业就要过来接盘了。

从长远来看，印度经济当中存在一股非常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印度的政权基础中，印度人民党或者国大党所代表的都是大资本家、大财团的利益。他们觉得这批人完全可以为其所代表的集团提供足够大的市场，所以印度的政界和资本家实际上心态并不是非常开放的，他们的市场并不是特别愿意向世界开放，而是想独占这个市场。

当然，现在印度采取去中国化措施的同时，莫迪也声称印度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希望美国、日本、韩国、欧洲的国家带着资金和技术来投到印度市场，帮助印度发展它自己的制造业，但是仅此而已。投资可以，钱就不要赚了。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

中国不发展起来，印度就没希望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孙兴杰表示，印度有点自欺欺人，它认为自己有人口红利。实际上，人口数量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口红利，也有可能是人口负担或者人口炸弹。莫迪上台之后，他对自我预期是非常高的，而为了提高GDP，老是修改GDP统计方法。

其实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一个很重要特征，就是从直接贸易变成了间接贸易，就是产业链合作。但这个产业链不是想有就有的。投资也好，贸易也好，印度主要是依赖中国的。所以中国不发展起来，印度是没希望。印度的经济结构非常畸形，如果不发展制造业，印度的人口就会变成负担，而不是红利。

孙兴杰表示，对于印度的这些小心思，我们还是有信心的。虽然现在出现很多“卡脖子”的问题，但是中国人的基础性力量，是中国人埋头苦干干出的产业链，这一点无论是特朗普还是莫迪，都是改变不了的。

印度的市场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

刘宗义同样认为，印度虽然确实是个比较大的市场，人口也将近14亿，但是印度是一个二元化非常严重的市场。其中的两三亿人和剩下的十亿人，在经济上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那十亿人可能维持基本的生存和温饱可能都是一种奢求。所以对印度这个市场，虽然确实是很有潜力，但是印度的市场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这个问题必须客观的看待。

刘宗义表示，中国在印度已经有很多投资，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企业不遵守当地法律、不遵守国际规则，而是印度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这种问题我们没法通过经济的手段来避免。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刘宗义建议，对于在印度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应该积极申诉，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通过WTO来解决，尽管能实现维权的希望是比较渺茫的。

中国一些国企过去在印度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现在既然在这个市场中得不到什么好处，该放弃时我们也只能放弃。

刘宗义判断，印度的经济民族主义必然还会继续盛行。它不仅是不希望中国企业在印度赚钱，而且它也不希望西方企业在印度赚钱。虽然过去两年，印度在手机制造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但这是因为印度提高了小米、VIVO这些手机的零部件进口关税，以促使中国制造厂商把零部件放到印度去生产，所以它的国产化率提高很快。但是长期来看，这对于中国企业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所考虑，中国企业该撤资的时候就撤资。印度确实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可能不属于我们的。

中印的经贸合作出问题，对印度很不利

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凌胜利表示，近期中国企业在印度的遭遇，反映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不仅在印度，在越南、委内瑞拉，中国企业走出去，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干扰因素。特别是像印度这种国家，没有成熟的全球化的心态。

所以，我们去投资的时候要多研判，另外就是要合力合利，要和印度当地企业合作，把利益捆绑在一起，这样才能活下去。如果只是一个外来身份的话，可能是站不稳的。

凌胜利表示，中印经济合作的量不大，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比较弱。印度对中国有很强的贸易逆差，这是因为印度有很多产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需要从中国进口，除了中国外，没有这么物美价廉的东西。但是中国需要从印度进口的东西并不是很多，所以问题不在于中国，而在于印度和中国的产业结构差异。

印度应该知道，它的工业化和国产化，其实是需要向中国学习的，需要跟中国合作。中印的经贸合作，对于印度而言有利可图的。如果把中印的经贸合作搞差了，对印度来说并不好，对中印关系就更不好了。中印关系比较大的增长点就在经济，如果经济搞不好，双边关系就会进一步恶化。

企业投资印度要有强烈的风险意识

孙兴杰进一步补充，认为现在的全球化结构在中心地带出现了坍塌，就是美国要退出。中国海外企业走出去的前提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对这种转折的认知现在还是不够。我们要进行风险的评估，不要着急走出去。

印度的市场不一定比中国市场要好，没走出去的企业要慎重，走出去的企业该撤还是要撤出来，要不然就被套死了。

孙兴杰认为，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可能需要做一些改变。比如我们认为印度有14亿人口，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市场。但印度市场不是那么开放，非常封闭。所以这个市场其实有一半可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同时，多人口并不代表这就是一个大市场。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角度来讲，印度是一个边缘国家或者半边缘国家，所以它是一个边缘市场。

孙兴杰表示，中国企业到印度市场去，要有防范意识，产业链具有等级性、垄断性，到印度去投资一定要有博弈思维，我们不是去做福利的。对企业来讲，能走出去当然好，赚了钱当然好，如果走不出去或者对方是非常边缘的市场，那就需要调整思路，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定要有非常强烈的风险意识，这样的话至少能够避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