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AI 全球治理的东西碰撞

人工智能（AI）发展的速度之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它将来会是匹温顺的千里马还是吃人的温迪戈。而当前中美也正在走着两条不同的AI发展道路。中国以开放共享的理念在开源模型领域铺设了一条普惠的数字之路，而美国以美国优先原则筑起了一座数字城堡。发展底层逻辑虽然不同，但在应对未来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方面，中美双方却不能完全脱钩，坐下来对话，扩大合作面、缓和竞争矛盾是推进AI全球治理的最佳解决路径。

中美双方在AI全球治理方面各有什么关切点？中美可以在哪些方面加强AI领域的对话，寻求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衣英男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治理方案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发展与安全并重，治理是为了让发展走得更远。2023年，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提出13条具体行动；今年7月16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协定在上海签署，29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组织总部设在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签署仪式。这是首个由中国倡议发起的人工智能领域政府间国际组织。这套方案的逻辑有两层：对内，治理不是刹车而是轨道，先把规则铺好，车才能跑得快、跑得稳；对外，强调能力普惠，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人工智能能力，弥合智能鸿沟，防止人工智能变成少数国家和少数公司的专利。

对于美国的治理方案，衣英男介绍，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赢得竞赛”：对内轻监管、鼓励创新，对外把芯片和供应链当作战略筹码，组建所谓可信伙伴的小圈子。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对华芯片管制正在从安全工具变成交易工具——英伟达H20恢复对华出口的条件，是把相关在华销售收入的15%上缴美国政府。当出口管制可以明码标价，它服务的就不只是国家安全，还有财政收入和谈判筹码。这种思路的内在矛盾在于，它试图用切割市场的方式维持技术领先，但人工智能恰恰是规模越大迭代越快的行业，人为缩小市场，最终会反噬领先者自己。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李宏兵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称，中国人工智能治理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基本原则，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基本理念，采取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的监管思路。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制度体系，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等文件；在全球层面发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共享。

李宏兵表示，美国AI治理近期出现明显转向，从全面放松监管转为针对前沿闭源模型建立“有限度的自愿性安全审查”。目前白宫已完成先进AI模型自愿性评估框架的制定，要求顶尖闭源模型开发者在公开发布前向政府提供最多30天的系统访问权限以评估网络安全风险。虽然该框架不具强制力、不对外公开细节，且明确豁免所有开放权重模型，但也反映出美国在“轻监管促创新”与“防范失控风险”之间寻求新平衡的政策取向。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称，中国在AI治理方面的方案，从日前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提出来的一些想法中可以看到，中国愿意与大家分享算力开源模型，愿意通过国际合作探讨对AI的治理，希望未来AI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能促进社会和市场的安全。美国在AI治理方面目前还没有特别清晰的提法，美国政府更关注于强调在AI方面美国优先的发展方向，在美国优先这个前提下，没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边界去推动AI的全球治理。但是美国一些主要的AI公司提出了一些想法，比如Anthropic公司支持开源，也赞成其他公司提出的建立美国开源联盟的想法。

周密认为，美国政府目前还不太可能去和其他国家探讨AI治理。中美在AI领域未来的合作情况，还取决于AI市场未来进展的程度，包括中国在芯片领域能否取得突破，在AI的应用场景是否能吸引美方的合作意愿。不过，中美一定会加强AI的合作，美国公司还是有需求与其他市场建立相互连接的。

对于中美如何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合作，李宏兵认为，加强中美人工智能治理合作，需要“谈起来、动起来”。一是建立常态化的政府间对话机制，围绕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议题开展沟通对话；二是在关键领域开展实质性务实合作，将人工智能规则治理落到实处；三是强化民间交流，鼓励双方智库、学术界及产业界就AI伦理、风险评估等议题开展持续交流，为政府间对话积累共识。“尽管中美存在竞争与分歧，但国际社会对双方在AI领域的合作抱有深切期待。双方通过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深化合作，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导向，使AI能超越地缘政治的干扰，成为双方合作的新增长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推动AI向善治理。”

衣英男建议从三个务实的切口入手。第一是安全底线合作。前沿模型的失控风险不分国界，中美可以参照冷战时期美苏军控谈判的经验，从护栏对话做起，包括前沿模型风险评估方法互认、军事用途红线相互通报。第二是标准与评测合作。全球如果形成两套完全割裂的人工智能技术标准，所有跨国企业的合规成本都会成倍上升，这是双输。第三是面向全球南方的公共产品合作，在医疗、气候、农业等低敏感度领域联合提供人工智能能力支持。这些领域竞争色彩淡、外溢收益大，最容易起步，也最符合向善治理的本意。

衣英男认为，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是长期的，这一点不必回避。但人工智能治理是一个典型的谁也输不起的领域：金融体系出问题还有最后贷款人，前沿人工智能出问题却没有。“我的期待很具体，就是恢复并常态化两国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让企业、学术界和安全团队都有稳定的沟通渠道，遇到风险事件能够直接通话，而不是隔空猜测。竞争归竞争，但在人工智能安全这件事上，人类不应该赌对方先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