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窗口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货币能否广泛使用既同一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密切相关，又是各种货币相互竞争的结果。由于支付中介的竞争具有很强的网络外部性，市场会内生地选择少量的货币作为媒介货币，这些媒介货币是在国际市场中被广泛用于双边交换的货币。以当今国际货币格局来看，第一层是以美元为中心，第二层的货币包括欧元和日元，第三层为世界其他货币。由此，构成了顶端为美元的“倒丁字型”结构，而这样的结构也必然使得美元在国际货币格局中处于绝对的特权地位，从而享有“货币特权”。

任何一种货币的崛起离不开其经济实力的强大，2018年中国GDP占全球的份额达到15.8%，美国的占比为23.9%，尽管两者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中国对全球GDP的贡献率远远超过美国，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两者差距更大。一国货币之所以成为国际货币，无疑是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媒介、结算、记账单位等基本职能，从这个角度讲贸易大国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从具体数据来看，如图所示，2019年中国出口占全球的比例达到13.23%，美国占比为8.81%，2007年中国的出口份额已经超过美国；进口方面，2019年中国进口占全球比例为10.80%，美国为13.35%，中国与美国依然存在一定差距，这与美国作为货币中心国需要输入商品满足世界其他地区美元流动性的需求有关。从经济和贸易总量上来看，人民币登上国际舞台已展现出明显的机会窗口。

这一机会窗口是否具有坚实的结构性基础？这也涉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问题。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切入，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重构成为必然趋势，人民币完全可以借助区域产业贸易链条夯实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功能，也为人民币迈向投资货币提供了机遇。

全球价值链是衡量一国嵌入全球贸易网络程度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中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形式逐步嵌入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体系。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净进口不再是衡量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影响最合意的指标。在传统视角贸易网格中，国际贸易格局是亚洲、北美及西欧借助中国、美国与德国贸易网络而紧密相连，如下图所示，这种密切联系在后疫情时代会发生反向的收缩。因为传统贸易产品是出口国直接生产的最终产品，各国收缩不存在产业链断裂风险，在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政府干预可能导致收缩。我们预估这种收缩发生的步伐不会很快，毕竟跨国企业还要基于比较优势考虑成本。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全球网络并非如此紧密，而是以德国、中国、美国为世界三极形成的全球价值产业链网络。贸易在区域贸易伙伴之间十分集中，但区域中心之间则并没有重要的直接联系。从下图来看，全球价值链生产区域化趋势明显，因为随着生产链条不断被拉长，产业链受地缘政治、意外冲击等因素造成断裂的风险加剧，因此大大增加了“中心国家+周边发展中国家”这一未来全球产业链发展新模式的可能。从疫情影响来看，中国产业链的抗冲击能力很强，而产业链的强大，使得中国可以腾出手来为亚洲乃至全球其他国家施以援手，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另一方面也让众多国家对中国的信心与好感度上升。这终将使得中国在亚洲产业链的中心地位不断增强。

一般而言，区域生产网络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区域内的全球价值链活动越高。如以下图示，全球金融危机后亚洲区域内经济的紧密度正不断上升，简单价值链区域参与度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42%上升到2017年的45.5%，复杂价值链区域参与度从38.5%上升到49.3%，生产区域化集中现象显著，而这个区域的中心就是中国。

从国际贸易理论角度出发，在两国间交易中选取何种货币，与进行贸易的商品密切相关。对于可贸易品而言，可以分为两类：相对初级品以及高度差异的制成品。在进行相对初级品的国际贸易中，单个的生产者仅仅是价格的接受者，顾客价格比较的效率收益将导致以一种单一的国际货币计价和结算。而在进行高度差异的制成品的国际贸易中，生产者拥有保持价格固定的市场权力，一般以出口商本国货币计价交易。而根据格拉斯曼法则，一是经济实力将决定币种选择；二是石油、农产品等大宗均质商品，因市场选择的经济性要求采用单一货币结算，美元是事实上的首选货币；三是差异性较大的商品有潜力以出口国的货币为结算货币。因此，对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而言，美日等发达国家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在与这些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中国在产业结构方面并不占优。

贸易与产品优势一般是相对的，这也意味着处于交易弱势的出口国可以通过转变交易对手，使得出口国由交易弱势方向交易强势方转变，而“一带一路”倡议就将实现中国由交易弱势国向交易优势国地位转换，并且“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发展新格局的重要一环。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出口方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产品与我国产业结构相适应，中国在技术制造业方面长期积累的优势明显，作为“世界工厂”，出口主要包括以电子、电气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以机械工程为代表的中等技术制造业，以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低技术制造业和中等技术加工制造业；进口方面，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也与我国制造业需求相适应。一方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低成本的初级产品与资源型产品需求旺盛；另一方面，也保持一定程度对高技术制造行业产品的互补需求。

从出口竞争优势视角看，中国在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出口产品相对低端。这一方面与中国产业结构相对美日低端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美日发达国家把持生产链条顶端有关。“一带一路”的发展将扭转中国出口商品相对低端的局面，作为亚洲产业价值链的核心，中国相对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更高的生产价值链位置，因此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商品时，就获得了出口优势，从而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增大了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可能。因此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一带一路”将成为人民币走向世界的重要环节。

总结

对于人民币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是从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过渡的渐进过程，其发展战略也将是从货币周边化到货币区域化，最终到货币全球化。不论美元特权的衰退是渐变论还是突变论，在全球价值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下，随着生产区域化的不断加强，贸易变局之下中国作为亚洲价值产业链的中心将迎来新的机遇，人民币国际化也将迎来机会窗口。另外，随着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任务就变得异常重要。只有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才能进一步支撑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综合来看，只有充分发挥国内与“一带一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才能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借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引导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打造世界经济新格局。

对于人民币的未来发展，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拓展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功能，通过大力发展人民币在全球或区域性大宗商品交易中的定价功能，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货币地位；二是完善并扩大本国金融市场，为国外机构投资者提供更优质、更全面、更充足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内的吸引力；三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健全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贸易网络，寻找区域内国家对人民币的真实需求，以发掘人民币在亚洲区域内作为“锚”货币的潜力。

【资料来源】清华金融评论；全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11月刊（2020年11月5日出刊）

【文章作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员黄志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蔡真，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员崔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