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调正“一带一路”步伐 解锁中美博弈棋局

2020年初，中美两国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中美博弈呈现加剧化、长期化的趋势并不随之而减弱。新冠肺炎疫情在两国爆发，也会影响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进程。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建设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美国会对“一带一路”建设采取怎样的干扰措施？“一带一路”下一步建设需要注意哪些新的时代特征与大国博弈的变量？这些问题对已推进了六年多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带一路”建设而言变得非常重要。

美国对“一带一路”的三类干扰措施

近年来，尤其是在2019年欧洲多国相继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空前成功的背景下，部分美国官员、媒体以及智库对“一带一路”的消极与负面反应明显增多。基于此前事实来推测，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至少会在三个方面干扰“一带一路”建设：

一是继续在舆论层面抹黑“一带一路”。近年来，一些美国官员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公开批评“一带一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等媒体大做“一带一路”的负面文章，对“一带一路”项目、工程与诸多基建、能源、产能合作的进程施加压力，势必会对“一带一路”持续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阻碍。

二是继续以技术封锁、金融制裁为由，阻挠一些中小国家与中国的合作。近年来，美国以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将数十家中国企业与机构列入出口管制清单，还重点对中国就通信设备、集成电路、半导体等高技术领域发起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的所谓“301调查”，同时扩大对华军事用途出口的许可证商品范围。一些中小国家往往会因此放缓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的合作速度。

三是通过颠覆一些国家的政权，利诱新政权全盘否定与中国“一带一路”相关的各项合作协议。过去十多年，中亚、乌克兰、南亚、西亚、北非等多个国家遭遇“颜色革命”，中国在当地国家的诸多项目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可以预料，一些国家新政权上台，一些“一带一路”项目工期款项及相关协议内容势必会有不确定的风险。

公道自在人心。近七年来，作为由一国发起、各国共建的世界最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建设进程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推进。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标志着“一带一路”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的2.0阶段。

“一带一路”建设大势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干扰而停止。美国只是干扰变量，不可能在全球拥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诸多舆论抹黑与威慑也不能阻止各国政府与民众对中国发展红利“一带一路”的发自内心的追求。

新时代中美博弈的特殊性

透过“一带一路”，可以看清新时代下这场中美博弈有别于包括美苏冷战在内的传统大国竞争的特殊之处。

从竞争方式看，当前中美博弈仍处在“竞合并存”状态中。当下的中美两国以贸易战、舆论攻击、人员交流干扰等方式为主要手段的大国博弈，应该算是处在低烈度竞争的状态中。传统大国竞争中所倚重的军力，近年来反而呈现代替经贸作用的趋势，成为中美两国关系“新压舱石”。尽管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高科技封锁、取消部分学者十年签证、威胁将中概股逐出美国资本市场等方式与中国“脱钩”，但就近年来两国人员往来、美国赴华投资、中美贸易总量等数据看，两国交往并未出现断崖式的逆转。相反，通用电气（GE）、卡特彼勒、高盛等美国跨国公司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且有望从中受益。可见，“一带一路”释放的共赢效应，让人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中美竞争跳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

从各国立场看，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中美博弈选边站、与任何一方形成对抗另一方的“联盟”。西方七国集团(G7)除了意大利已签署“一带一路”协议外，日本、法国、德国、英国都对“一带一路”充满着兴趣，只是因为具体利益、操作原则与谈判筹码与中国还存在着暂时分歧。即使在美国，精英阶层普遍认为没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个重大的战略决策错误。“一带一路”的魅力折射出，当下世界主旋律仍是和平与发展，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回到相互威慑、确保相互摧毁的冷战年代。中国向全世界释放出来的发展红利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一些国家的部分高官、媒体、学者对中国发展的误解、批判甚至仇视，没有力量将世界推回到过去战火烽飞的年代，“冷战思维”已不符合当下世界。

从地区合作看，地区主义正在成为对冲中美博弈负面冲击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欧盟、东盟、非盟等不断推出各项区域自由贸易协议与投资便利化的措施，美日自由贸易协定、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美欧自由贸易协议、更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等备受关注，高质量的新版国际贸易体系正在呼之欲出。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与“一带一路”所倡导的“贸易畅通”内容完全相符。世界媒体高度关注中美经贸摩擦，但中美经贸摩擦却在反向倒逼着区域贸易规则与体系的重塑。在当前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出现崩陷的大背景下，各国都试图在混乱中寻找新机遇，在规则重塑中体现更多本国的意志与利益。换句话说，中美博弈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一带一路”倡议初衷与原则更符合于各国目前的调整方向。“一带一路”与各国发展战略普遍对接的可能性是在增加，而非减弱。

从博弈进程看，中美两国在如何应对像对方这种类型的国家中都没有足够的经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国都会重新磨合，学着在新时代如何与对方打交道。在这个进程中，“一带一路”成为两国战略磨合场。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检验中国方案、经验在各国的可复制性与解决力。倘若“一带一路”能够可持续性地提供他国发展所需要的红利与有效方法，美国就永远都不可能打压得住“一带一路”建设。相反，越来越多美国公司与机构反而还会被吸引投入“一带一路”，并从中让美国发展也能得到益处。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相当一部分机构与个人是值得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带一路”不搞圈子文化，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就需要中国政府、企业与相关机构都加大对全球治理的学习、加强嵌入所在国发展战略的能力，把为本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外部动能与真正提升全球各地福祉结合起来。在这样的逻辑下，未来中美两国的竞争，尤其是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吸引力，更像是两国治国理政之争，以及本国治国理政的经验在他国的受欢迎度之争。

在这种特殊的大国博弈特征下，“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大于挑战。只要真正适应于当地国的发展，“一带一路”非但不会成为中美博弈的筹码，反而会成为两国战略磨合的缓冲带，有可能会缓解中美在全球层面上的战略空间冲突，同时也会有助于改革与修复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不足与纰漏。

对于中国而言，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在各国有可能会出现的诸多不顺与波折，需要具备真正的大国开放与自信心态，提醒自己应把事情做得更好。实际上，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发展，就是在多元化的国际舆论关注与挑剔中不断壮大。被称为“改革开放2.0”的“一带一路”建设同样需要有持久战的心态，重拾改革开放40年来的大无畏奋斗精神。

为对美博弈腾挪战略空间

中美博弈有助于倒逼“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而可持续性的“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不仅能为中国营造更多有助于国内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能为对美博弈提供更多可供腾挪驾驭的战略空间。基于此，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值得完善的地方还相当多。

第一，深化“一带一路”领导架构与推进机制的改革，通过“一带一路”十四五规划的相关步骤，既可以在国际规则层面进一步与现有国际体系进行磨合、推进改革，也可以通过明确、清晰化外界看来仍存在模糊概念、理念、范畴与相关机制，更顺畅地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势必会涉及在透明度、环保、合作、采购、申诉、项目管理等方面与现行国际标准的分歧与融合。这其中有不少可以延用现行的国际标准(有的是由美国领衔的)，也可以通过“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创造诸如基础设施、网络技术上的国际新标准，为未来的全球治理贡献务实的中国智慧。另一方面，外界不理解的一些问题也应该随着“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逐渐得以明确，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第二，加大对“一带一路”参与企业的市场化支持，通过人民币国际化、设立“一带一路”专项资金等方式，更多地吸引成本相对偏低的国际资金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中，更好地将人民币的投融资功能运用到国际市场上。“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多数都是投资大、周期长的重资产项目，如果通过建立类似国际基建融资公司、亚洲金融公司、国际海洋开发银行、“一带一路”专项基金等方式，容易吸引包括美国公司或相关机构通过轻资产的方式投入。事实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建立以来获得巨大的国际美誉度，其“资本参与、全球合作、国际规范、包容共赢”等经验值得未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所借鉴。对许多逐利的美国企业尤其是华尔街资本而言，“一带一路”的宗旨与愿景符合全球基础设施发展与贸易、金融、人文交流的迫切需要，有合适的渠道与风险可控的方式参与是最好不过的。

第三，尽可能地通过“中美+‘一带一路’国家”的对话方式，将美国相关机构变成“一带一路”的利益攸关方。加大中美两国政府部门、相关机构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府、机构在具休项目上的合作，既有助于化解目前中美两国在全球层面上战略竞争的紧张感，也符合中国发展贡献全球发展、与美国利益并不完全相悖的中国外交理念。从目前的情况看，像美国亚洲协会、霍普金斯大学等多家机构都发布主张中美在“一带一路”合作的客观理性研究报告。事实上，作为全球治理的新手，中国需要美国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运行有效的经验、资金、人才。中美两国可以在一些具体的项目上一点点地、逐渐地展开合作，通过新的磨合，建立信任，获得更多相互理解，以个别合作延伸至区域合作再拓展至全球合作，以务实合作化解实质分歧。

分歧与矛盾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化解分歧与矛盾。“一带一路”折射着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经验，也囊括了数千年来的中国优良文化传统与智慧。相信通过各方不懈努力，一定能够成功应对中美大博弈下的不确定性，最终实现全球治理与大国各方的共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特聘教授 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