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应推迟FATF对伊朗的反制措施

美智库《大西洋理事会》2月6日评论编译，2019年10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全体会议结束时向伊朗发出了最后通牒，称若伊在2月16日前的下次会议前未能通过巴勒莫和恐怖主义金融公约，FATF将呼吁其成员解除暂缓反制政策,敦促所有司法管辖成员对伊朗采取有效惩罚措施。

2019年12月下旬，随着最后期限临近，大量伊朗利益相关者发表了重要的公开声明，支持制定巴勒莫和恐怖主义金融公约。其中包括鲁哈尼总统本人、法律事务副总统、经济部长、央行行长和一些高级议员等等。这些官员表达了严重且有根据的担忧，即如果德黑兰未执行FATF行动计划，伊将在经济上被孤立。伊商界资深人物,如伊朗商会副主席甚至警告说,俄罗斯和中国的银行已表示,他们将难以在伊受到FATF反制措施情形下维持与伊朗的金融联系。这些信息被伊朗记者巧妙而热情地放大，这些声明可被理解为一场协调一致行动，旨在促使伊朗实施FATF行动计划，这才符合国家利益。随着这些声明的发布，人们越来越乐观地认为，这将有助于说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支持这两项法案的通过，他应会指示确委会放弃反对意见。

然而，1月3日，始料不及的发生了苏莱曼尼被杀事件，美伊被推到了战争的边缘。这一事件及其后果吸引了伊朗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导致伊加入FATF短期内不可能有进一步进展，尤其是考虑到围绕这些法案背后的复杂政治，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法案是美国“极限施压”政策的延伸。尽管如此，伊朗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者仍致力于提高伊朗金融体系透明度的改革。鲁哈尼继续批评FATF面临的立法僵局。1月27日，鲁说“一项由政府和议会批准的法案不能只是等待批准……并在我们与国际银行的互动中造成问题”。

实际上，如果FATF再次对伊朗采取反制措施，将破坏伊朗来之不易的改革，并将阻断伊朗进一步改革的道路。欧洲利益相关者应大力鼓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为伊朗提供更多时间，理由有如下四点：

首先，在与美国的军事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不可能合理地期望伊朗通过这项有争议的立法。FATF此前曾对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国家表示理解。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分别在所谓的“灰名单”上停留了10年、7年和5年。2018年，伊金融改革进程中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尽管特朗普政府对伊的“经济战”正在加速。FATF对伊朗改革保持时间压力可以理解，但美伊紧张军事局势情形并不是FATF技术官僚能控制和预料，而且短期内显然对相关进展造成根本性的障碍。

第二，FATF反制措施的实施将对欧洲经济实体运营产生有害影响，包括那些在伊朗从事食品和药品人道主义贸易的公司。欧伊之间贸易的进一步下行压力，将降低欧洲在缓和紧张局势方面本已很有限的影响力，同时也将降低伊朗实施更大经济孤立升级政策的成本。

第三，伊朗将很快举行议会选举，预计这些选举将有利于强硬派候选人。改革派国会议员萨德吉最近宣布，他将提出一项议案，呼吁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萨德吉是伊斯兰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但这并未阻止他成为被宪法监护委员会禁止竞选连任的许多改革派议员中的一员。巴勒莫和恐怖主义融资公约议案未能通过,或是因确委会的决定，或将因FATF重新实施惩罚措施,这都将使伊朗金融透明度改革路径被关闭。

最后，由于对银行业的影响，反制措施的实施将会干扰INSTEX实施。FATF是欧洲与伊朗技术官僚政策机构(包括总统、央行和私营部门)等关键利益方进行建设性对话的一个主要领域,同时他们也参与了INSTEX的运作以及其他欧洲对伊朗的技术援助和发展项目。欧伊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持这些关系。在这关键时刻，若采取反制措施，将严重削弱这些技术官僚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并损害欧洲将自己定位为伊朗政治和经济改革伙伴的能力。

尽管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一个由具有前瞻性思维的伊朗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联盟正为通过FATF行动计划所要求的立法做非凡的努力。这些努力或将被特朗普政府削弱与忽视，因为他们破坏性地认为伊朗无力进行金融改革。随着特朗普政府继续将FATF政治化，欧洲应努力保留伊朗金融透明度的可能性，并保持德黑兰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联系，这才最符合欧洲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