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序言

世界经济走出战后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衰退已经六年，但回归强劲、同步的全球扩张仍然难以实现。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经修订的预测突出表明，所有国家都面临挑战。尽管各个国家的前景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根据新的预测，几乎所有国家的近期增长率都已下调。此外，世界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看起来比几个月前更为明显。 

与前段时间相比，发达经济体的近期经济增长看起来有所增强，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有所减弱，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产出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在世界增长中仍将占最大份额。在发达经济体，由于近期危机的遗留影响已经减退，加上持续的货币政策支持和财政中性的恢复，产出增长普遍加速，失业普遍下降，尽管通缩压力依然存在。美国和英国的复苏进展最快，货币政策看起来很快会收紧，而欧元区和日本的复苏更为不确定。在发达经济体之外的其他国家，增长放缓的原因各不相同，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也对一些发达经济体产生不利影响），过去信贷快速增长带来的影响，以及政治动荡。当然，存在多重问题的国家情况最糟，有些还面临通胀的加剧。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而言，我们的预测是，它们的经济增长在2015年将连续第五年下滑。 

增长减缓预测的依据是什么？首先，目前生产率增长缓慢，这表明各经济体的长期潜在产出增长率可能已经普遍下降。投资持续低迷导致劳动力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缓慢，尽管所有生产要素（不仅是劳动力）的总体生产率的增长也很缓慢。正如上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的，总需求疲软是抑制投资的一个因素。预期潜在增长缓慢本身就会抑制总需求，从而进一步限制投资，形成恶性循环。在一些国家，人口老龄化进一步限制了投资；在另一些国家，制度缺陷或政治动荡是抑制因素。从更为极端的形式看，政治冲突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大量人员流离失所，包括在一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由此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第一章指出，经济衰退不仅会对趋势生产率的水平造成永久负面影响，还可能对趋势生产率的增长造成永久负面影响。在这种机制下，当前的低生产率预测在一定程度上看来是2007年后动荡的结果。一些经济历史学家认为，战后全球增长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下因素：沿着技术创新的广义边际出现收益递减，这一过程被中国和前苏联国家进入全球经济以及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暂时打断。其他人则反驳，变革性创新在很多领域不断推进，从机器人到生物工程。但与一个多世纪前的电气化一样，这些进步可能要几十年后才能体现在商业生产过程中，从而使其产出被计入国民收入。只有时间才能化解这些争论。

对于出口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国家，价格的变化既影响产出缺口，也影响潜在产出本身，所以，大宗商品价格的近期变动也影响近期和长期产出预测。这些变动相当剧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变化。这些变动对低收入大宗商品出口国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中国目前是世界最重要的金属进口国，在直到2011年的本世纪初的这段时间维持了极快的增长。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出口国大量投资提高产能，刺激国内增长。然而，中国力求转变过去的出口和投资带动型经济模式，努力提高消费（包括服务业）的作用，因此，中国领导层最近已降低增长率目标。如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述，很多大宗商品（包括金属）的实际价格已从2011年达到的峰值下跌，在今年8月中旬开始的金融波动那几个星期，下跌幅度尤其大。在本期报告发布时，仍不清楚近期下跌是否代表过度的向下调整，但早先下跌的影响已经反映在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中。第二章估计，在由此导致的增长下滑中，平均来说有三分之一左右应归因于增长的结构性部分，主要通过投资减少产生。 

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货币贬值幅度尤其大，但流向新兴市场的资金总体出现下降趋势，导致这些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普遍贬值。第三章指出，这些汇率变动应伴随着贬值国净出口的增加，这是朝着不同增长率的自然调整过程的一部分，是灵活汇率促进实现的情形。一个结果可能是，一些增长表现相对较好的发达经济体的经常账户逆差扩大，但重要的是，这些汇率调整应被视作自然冲击减震器（它们通常发挥的作用），而不是有意的“货币战争”行为。的确，新兴市场过去在面对资本大量外流时试图调整汇率，对全球金融稳定造成了相当大的不利后果。 

汇率大幅贬值有可能给资产负债表带来不利影响。一个值得注意的潜在压力点是新兴市场公司的离岸外币借款。积累大量储备缓冲，在更大程度上利用外部股权融资，以及在岸贷款更多采用本币计值，都能缓解上述风险。当然，仍存在其他风险——对中国增长潜力的再度担忧，希腊在欧元区的未来，石油价格急剧下跌的影响，以及波及效应，这些都可能引发市场动荡。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尚未完全消除通缩压力，这种压力继续减缓资产负债表的调整进程。 

对于力求改善增长表现或增强抗冲击能力的国家，没有哪一套政策适用于每个国家。但鉴于各国面对的共同挑战，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普遍原则仍然适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做好准备。发达经济体必须继续解决持续存在的危机遗留问题。同时，存在负产出缺口的国家应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具备财政空间的国家还应辅以财政措施。特别是，在长期实际利率极低的情况下，看来非常有必要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投资是提高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一个途径，但有针对性的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这种改革不仅有助于增强未来的增长，还有助于提高增长的抗冲击能力。改革有助于低收入国家实现出口基础的多元化。另外，所有国家都应继续加强微观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这将增强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无论这种冲击是源于国内还是国外。 

经济顾问 

Maurice Obstf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