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做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场效应”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遭遇立体挤压的严峻考验。对此，我们应在做强人民币的“主场效应”上下功夫，从国际结算的“被动适应”向“主动实践”转变，扭转国际贸易量与结算量的“背离”之势，扩大人民币支付结算的范围和对象，顺应“丝绸之路经济带”、“环渤海湾经济区”、“海西经济区”的兴起，创新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对象、形式和内容，形成跨境区域贸易交易市场下的人民币结算新中心。在人民币成为计价、储备货币的漫长征程中分享国际贸易发展成果。
　　

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与地区贸易多边化趋势特征愈加突出的新环境下，以贸易合作新规则衍生的超级多边货币互换格局，正在构成全球新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TPP、TTIP、TISA等多边多维合作的各类贸易组织与形态将成为调整和约束贸易合作秩序、推动贸易增长的主导力量与内生动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这种迫在眉睫的新趋势中，正遭遇立体挤压的严峻考验。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为4.63万亿，同比增长57%。据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统计，今年2月人民币国际支付结算的市场份额由1月的1.39%增加至1.42%，连续4个月跻身全球十大支付货币之列。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报告显示，人民币日均交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额的2.2%，同样进入全球十大交易货币。央行数据表明，到4月中旬，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获批总额度已逾2000亿。在货币价值储备方面，央行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达2.22万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但这种进步中的“速度和地位”，与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币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状，还不相匹配。
　　

经济决定金融。全球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货币体系的多元性，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发达体以“选择+分化+联盟”构筑起的货币运行新体系与生态，由于缺少代表新生经济力量(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的充分参与，不可避免存在“稳健性、完整性、协调性和包容性”方面的缺陷。这种“缺陷”以及我国经济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昂首迈进趋势，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机遇和新动力。
　　

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既是我国经济发展应具备的内在品质，又是确保经济安全运行应具有的基本条件，还是经济转型应提供的基础手段。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应在做大做强“主场效应”上下功夫，从过去国际结算的“被动适应”向未来的“主动实践”转变，扭转国际贸易量与结算量的“背离”之势，在人民币成为计价、储备货币的漫长征程中分享国际贸易发展成果。相关研究表明，一个货币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不可能同时出现经济和货币危机，而且依据其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差异，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还具有不同的对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还是保证我国未来经济运行安全的应有之举。
　　

具体说来，大致有这么几个步骤：
　　

一是扩大人民币支付结算的范围和对象，加快提升在全球国际结算中的份额。三十多年来，我国在推进国际贸易的发展战略中，存在“重实体贸易、轻价值结算”的倾向，加上起步时期的“生存性、被动性和依赖性”特征，使得国际贸易与国际结算总是处于“分隔+分离”状态，并表现出一头大和一头小的“背离”发展趋势。
　　

在我国国际贸易进入新阶段、站上新台阶的时候，扩大人民币国际支付结算的范围和对象，解决贸易量和结算量“背离”的现象具有了现实基础和条件：一方面，要把国际贸易的规模优势转化为人民币国际结算的空间潜力和生存资源。按照“进口优于出口、投资优于贸易、复合性客户优于单一性客户、发展中经济体优于发达经济体”的顺序和原则，选择性地改变、突破和打通国际贸易格局下的人民币国际支付结算的通道，培育和扩大人民币国际结算的专属群体和特定领域；另一方面，以人民币离岸中心为支点，通过加速扩大活动半径和丰富交易内容，形成以离岸贸易交易带动人民币支付结算的新格局与新秩序。在坚持“继承与创新”的融合中，保持已有人民币离岸中心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市场的活力，同时适应新变化，顺应“丝绸之路经济带”、“环渤海湾经济区”、“海西经济区”的兴起，创新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对象、形式和内容，形成跨境区域贸易交易市场下人民币结算新中心。
　　

二是拓展国际贸易中人民币计价的领域和渠道。实现和拥有与我国国际贸易规模基本相匹配的人民币国际支付结算市场份额，仅仅体现的是初级阶段的起步水平。更长远的目标，是促使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充当计价货币角色，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层级和质量的提升。因为，在国际贸易中，计价货币本质上体现的是贸易话语权，享有“货币税”的溢价权益。
　　

人民币从支付货币向计价货币的转化，是一种质的飞跃与进步，知易行难。从“有效、管用、能持续”上考虑，可借鉴日本等国经验，在政府采购、对外贷款和对外援助活动中，使用人民币计价，并以此为基础“链”，采取“环扣环”模式，延伸与此相关的国际贸易中人民币计价的领域和渠道；在不违背国际贸易保护相关规则的前提上，对诸如铁矿石、石油、棉花、粮食等大宗且依存度较高的进口商品，逐步实现人民币计价，并通过人民币计价机制的选择和贸易成本变化的约束，优化和动态调整国际贸易合作对象；积极推动离岸衍生金融产品以人民币计价。比如，可以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在境外资本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和债券，通过“有限”交易，形成人民币计价的“影子效应”；以我国外向型骨干企业为源头，鼓励和支持以人民币为计价基础的对外投资，并在其资本构成、投资回报、资产核算上，形成人民币计价的特有体系和特别存在方式；增多人民币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能力与功能，比如增大特别提款权 (SDR)的份额，培育和推出各类人民币指数市场体系等，从发挥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的作用力中，增强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底气”。
　　

三是不懈完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制度机制，铸造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品质。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储备货币，这是一个漫长、艰辛和曲折的过程。可以预料，随着国际贸易合作环境、主导力量、技术条件和需求关系等的变化，会层出不穷地产生和出现各种不确定因素。如何在“变与不变”、“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中，把控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和节奏，尤其需要不懈完善基础性制度与机制。(上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