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改革与发展成效之我见

一、改革稳步推进，成绩初现端倪
冷战之后，发达国家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不如以前那样重视。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包括美国于90年代中期退出了联合国工发组织，使工发组织一度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经历风雨飘摇后，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工发组织审时度势，从1998年起开始改革并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新形势的措施，目标是使工发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尤其是在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提供技术服务的过程中，成为更有效率和更有价值的国际组织。
在缺少美国等发达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工发组织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这说明，一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它的存在，二是工发组织本身就其生存和发展做了努力。
2002年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继续内向改革和外向发展的一年，在总干事马格利诺斯连任的第一年里，取得了一些好成绩。主要有：
第一，巩固在国际发展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加强与政府、机构的联系，包括与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联系，与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联系。
第二，结合实际，针对不同发展层次国家的情况，分别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制订综合方案。针对发展中大国存在的问题，例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制订国家服务框架。到2002年底，工发组织制订了51个综合项目和国家服务框架。
第三，对组织内部进行了精简、改组，加强战略合作与提高执行率和技术水平。
第四，出台新举措，尝试开拓新领域，着手进行贸易便利化促进和农业能源用于生产以及帮助战后国家恢复经济的立项。
第五，发布题为“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的2002/2003工业发展报告，为全球工业发展状况和趋势提供权威的数据和分析，为国际发展论坛提供了新思路。
第六，研究推广技术预测、设计项目及发展战略，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七，帮助中小企业发展，重点扶持最不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
第八，积极参加全球论坛，参与了两个重要活动，即国际发展筹资大会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并提出了有关倡议。


二、春华秋实，探求原因
分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拓宽工作领域。工发主动与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进行联系，参与和提出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例如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层管理会议，两次访问世界银行总部，在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危机后重建和恢复以及消除贫困战略纲要（PRSP）的执行等方面，探讨了合作。在具体项目方面，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参加了非洲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活动。在与全球环境基金（GEF）合作中，探讨了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方面的合作。

其次，扩大宣传，广泛接触。总干事总结了工发改革的阶段性成果，提交了非洲第二个工业发展十年的报告书。工发举办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挑战的工作午餐会活动，所有非洲国家驻纽约的大使被邀请参加。作为联合国发展小组的成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积极参与了千年发展目标（MDG）的工作组，主要负责消除贫困和技术转让。工发组织重视加强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作；参加各种会议以及会后具体项目和措施的落实，主要有第三届最不发达国家会议等；另外，对发布的工业发展报告进行了广泛地宣传。

再次，抓住机遇，深挖潜力。在采取上面的措施中，善于发现机遇，并抓住机遇，扩大合作，深化发展。工发在参与国际会议中，尝试开辟新领域，如贸易便利化、农业能源。在此方面，工发组织打算把发展与总部在日内瓦的三个组织的关系放在首位，这三个国际组织涉及贸易领域，有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以及国际贸易中心。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加强供应能力方面，UNIDO建立了信托基金，成立了非正式协商小组，到2002年底已有170万美元资金，其中工发捐出100万美元，其他国家有望在2003年认捐资金。工发抓住生物技术热点，积极筹备2004年在智利召开的全球生物技术论坛。工发主要在农产工业领域和环境管理领域，通过其在1980年后建立的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在促进生物技术应用于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改善形象，深化改革。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类似，工发组织存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现象。工发总干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有内部资源整合，推行以结果为导向的管理，引进绩效评估机制，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与专业化培养。随着这些改革的深入推行，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效果。

第五，定位清晰，重点突出。根据第七次大会的业务计划和第九次大会的2002-2005年中期项目框架，工发定位为促进技术转让，以提高所有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的生产力、竞争力和质量，来带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工发组织出台了旨在提高工发项目执行率的战略指导方针。在项目开发和技术合作方面实行战略性整合，重点放在综合方案和国别服务框架、农产工业、清洁生产和环境管理、工业能源效率、投资和技术促进以及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全球论坛方面，除了参加上述国际发展筹资大会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外，围绕消除贫困，工发参加和支持了一些活动，主要有发布工业发展报告、执行丹麦政府资助的通过工业发展应对边缘化和贫困 （COMPID）项目、支持非洲工业部长会议（CAMI）、与非洲经济研究中心（CSAE）合作研究、完成工发工业数据库（INDSTAT）、加强与北欧的伙伴关系等；在区域合作方面，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合作，工发提出贸易便利化和市场准入的建议，为最不发达国家的综合性项目达7550万美元。其他区域合作也取得了好成绩。工发在资金动员方面实现了突破，成为96年来最好的水平，2002年筹资净额为9670万美元。

三、合作稳步发展，潜力有待挖掘
工发组织与我国政府于2001年签定了“中国服务框架”。工发组织的中国服务框架期限为五年，从2001年到2005年，框架的筹资目标为8000万美元，计划年度执行额为1600万美元。 工发组织在中国开展的项目主要在服务框架下进行。回顾工发2002年的工作，与中国有关的活动有：
1、工发组织与国家环保总局在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全球环保基金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截止2002年12月31日，工发组织帮助中国完成了13个项目，金额近3000万美元，正在执行的项目21个，金额达4000万美元。联合国工发组织和国家环保总局合作编制了永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国家方案和能力建设项目（已于今年五月获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批准），项目总金额将达1110万美元。该项目旨在支持中国开发和制定履行POPS公约的国家实施方案和能力建设。
2、2002年12月7-9日在深圳召开的中国富有活力城市区域创新和学习进程国际会议，中国有五个城市参加了会议。会议建议创立全球城市区域创新和学习网络。作为后续活动，工发正在开发一套介绍富有活力城市区域创新和学习的工具、机构和管理系统的数据库。
3、由科技部支持、以国家建材研究院为主体的国际材料促进中心开展了与越南、埃及等国家的合作。
4、坐落在杭州的国际小水电中心在开展与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的合作的同时，探讨了与格鲁吉亚、尼日利亚、埃及等的合作意向，并在印度、尼日利亚准备建立分中心机构。
5、杭州竹子中心积极参与培训印度技术人员的活动，在竹子加工方面探索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6、工发组织的官员对中国进行了农机考察，探讨与中国进行农产工业的合作。
7、与上海市信息办的ICT信息中心项目以及与深圳市政府合作的能源与环境项目正在实施。
8、支持中国实用技术的包装、交流以及示范基地的建设，目前主要以福建食用菌中心为实验地。

虽然工发与我国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但是合作方式有待创新和改进。另外，在生物技术、农产工业、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大力度；在投资促进和技术转让方面，在巩固成果的同时，仍然需要继续开拓新途径。

四、优选新重点，开创新局面
关于今后如何发展与工发组织的合作的问题，本人以为对工发组织应有正确的认识，要认清它的优势和局限性，以便于有效开展工作。首先，工发组织不是金融机构，自身没有资金搞援助。它是技术促进机构，可以提供技术服务和咨询，也可以提供全球性投资咨询渠道；其次，工发组织随时代变迁，其支持的重点在能源与环境领域，不是包揽所有工业领域。第三，工发组织作为执行机构，在提供技术服务时，从项目中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即其服务不是无偿的。因此，适当选择合作重点，摒弃不切实际的想法，脚踏实地开展与工发组织的合作。

今后开展与工发组织的合作，本人建议可否考虑以下重点领域：
1、考虑到我国实用技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大有益处，需重视收集、整理、编辑国内实用技术资源和数据，建立中国实用技术交流信息网，通过工发向其他亚非拉国家介绍与推广，一方面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和专家“走出去”，另一方面带动相关设备的出口。
2、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加强与工发组织项目的合作，结合我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的资源与渠道，利用工发的一些优势，推进南南合作，扩大社会效益。
3、加强生物技术与农产工业的发展与合作，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向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比较成功的技术。在生物技术方面，近年来我国给予高度重视，在某些领域占世界领先地位，例如生物肥料等；在农产工业方面，我国的玉米和花生加工技术，有明显的优势，值得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
4、针对工发组织在市场准入和贸易便利化促进等新领域的尝试，我宜结合国内情况，联合有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大学，利用有关项目经费，进行案例研究，将研究成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流。（王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