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历史

敦煌自汉至清初亦作炖煌。新莽时一度改称敦德。位于甘肃省西部偏南，河西走廊西端。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系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在向汉武帝介绍大月氏时提及，当为居住在当地的少数民族对本地区所取名字的音译。从考古发现来看，夏代时，这一地区已有人类活动。文献记载， 约在商周时代这里居住着羌人、乌孙人和月氏人。战国时，月氏强大，吞并了羌人。秦末，月氏又战败并逐走乌孙，独占了敦煌与整个河西走廊。汉初匈奴打败月氏，并将其残部逐出河西。匈奴单于命其下属浑邪王驻牧敦煌一带。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大军击败河西匈奴，浑邪王率部降汉，河西走廊归入中原王朝版图。汉廷在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隶属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汉廷析酒泉郡地置敦煌郡，领敦煌、冥安等六县。为防御匈奴侵扰，汉廷在敦煌郡北部修筑了长城，与酒泉郡的长城相接。郡西部则建有玉门关和阳关，出关可通西域。两关之间也有长城和烽燧相连。敦煌成为中原通西域的门户和边防军事重镇。为充实敦煌郡，汉武帝几次从内地移民于此，史载西汉未年敦煌郡已有户11200，口38335，来到敦煌的移民和戍卒多为汉人，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汉王朝组织移民和戍卒进行屯田，大力兴修水利工程，使敦煌从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生活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生活，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汉廷对敦煌的经营与开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敦煌与酒泉、张掖、武威连成一线，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起到了"断匈奴右臂"的作用；对内保卫着陇右地区的安全，对外有力地支持了汉王朝打击匈奴经营西域的一系列军事活动。汉廷对匈奴、西域用兵常以敦煌、酒泉为大军的集结地和出发地，这两地还负责提供、转运武器装备和粮草。新莽末年，中原大乱，窦融从内地来到河西，拥兵自保。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并加强边塞防御，使这一地区"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内地"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敦煌得以继续发展。东汉建立，窦融率河西归服。敦煌郡既担负着防御匈奴进攻的重任。永初元年（107）汉廷罢西域都护。元初七年（120），又置护西域副校尉，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治所设在敦煌。敦煌遂成为中原王朝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敦煌太守实际上代行了护西域副校尉"西抚诸国，总护南北道"的职责。西域许多地方作为政治人质的王子就居留在敦煌，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从中原迁来的大族在敦煌逐渐立稳了脚跟。同时，中原文化也在这个地区扎下了根，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许多汉文典籍开始在这里传播。曾在长安师从名儒朱宠的张奂，晚年隐居乡里，传授儒学，有门徒1000多人，推动了儒学在敦煌的传播。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敦煌虽有近二十年没有太守，但在当地大族控制下，保持了相对平衡。 三国--北朝 魏文帝曹丕即位以后，派兵消灭了河西的割据势力，委派尹奉为敦煌太守，继续推行西汉以来的屯田戍守政策，保护来往商人，使敦煌成为胡汉交往的商业城市。经过曹魏时期几任太守的努力，敦煌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商业城市和粮食基地。敦煌的这种繁荣景象一直保持到西晋。依据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文书信，西晋时居住在敦煌的以经商为业的粟特人即有百家之多，反映出当时敦煌商业的繁盛。这一时期，敦煌的中原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隋--唐前期 隋初，敦煌兵民和隋廷派来的军队一起，不断地抗击上述少数民族政权的骚扰，保卫着河西和陇右的安全。隋炀帝即位以后，国势日益强盛。于是出兵击破吐谷浑，西突厥也被迫投降，使敦煌得到了安宁，丝绸之路再度被打通。当时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伊吾、高昌、鄯善分别是这三条道路西行的起点，而这三条道路在进入河西时就"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西域的佛典和音乐等经由敦煌传入内地，内地的丝绸、瓷器和文化典籍也经由敦煌传入西域乃至更远的地方。

贞观七年（633），唐改西沙州为沙州。在此前后，唐廷北灭东突厥，西讨吐谷浑，解除了敦煌的外部威胁。并开始进军西域。灭高昌，攻焉耆，克龟兹，设安西都护和安西四镇以巩固战果。最后，又在显庆二年（657）灭掉西域最大的敌对势力西突厥。于是西域诸国纷纷归附，贡使通商，往来不绝。在此过程中，敦煌不仅是军用物资的转运、供应基地，还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战役。此后，唐廷与西突厥余部和新兴起的吐蕃的争夺战多在西域进行，敦煌与河西成了"中国之心腹"。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唐前期加强了敦煌的军事防卫力量。在玉门设立了玉门军，在沙州城内设豆卢军，并一度把西域南部的石城镇（今若羌）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使其再度成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在敦煌和河西的其他地方，还设有赤水军、建康军、墨离军、大斗军、白亭军和悬泉、常乐、张掖、交城等守捉。景云二年（711），唐廷从陇右道分出黄河以西地区设立了河西道，设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治所设在凉州。这是唐王朝所设的第一个节度使。军事防卫力量的加强和安西四镇的设置为敦煌、河西经济、文化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唐廷在沙州设有健全的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推行均田制，并选择比较有作为的官吏到敦煌任地方官，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和经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天宝时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有户6395，口32234，成为前凉、前秦以来敦煌户口最多的时期。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为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唐前期，西域诸国的使者，中原的戍卒和民夫，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僧侣，内地和西域、中亚的商人等不断通过敦煌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中国与印度、西亚之间。中原的丝绸、瓷器、汉文典籍等继续经过敦煌源源西去。同时，西域、中亚等地的珍宝和特产以及宗教、文化等也继续经由敦煌传往内地、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这个自曹魏以来形成的商业城市更加繁华。在敦煌，既有内地来的汉商也有西域、中亚各地的胡商。敦煌城东的沙州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由以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组成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沙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处有兴胡泊，就是因胡商在经过故玉门关时常在这里停驻而得名。各地来的行商坐贾在敦煌从事着中原的丝绸与瓷器，西域的珍宝、特产，北方的驼马和当地的粮食等各种物品的交易。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还给敦煌带来了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汉文化和佛教以外，当时在敦煌城东一里处有中亚粟特人信奉的袄教神祠。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景教和摩尼教的经典，反映了中亚、西亚宗教在敦煌流行的情况。在这个交汇着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中，汉文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些从内地来到敦煌或西行的人们不断将中原文化带到此地，使敦煌的文化始终保持与中原同步发展。当时沙州城内建有州县两级学校，设有经学、医学、道学等不同科目，教授唐朝规定的儒道医等汉文化典籍。此外还有不少私人学校，亦以教授儒家典籍为主。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不少当时官私学校或学生使用的各种写本汉文化典籍。与李唐王朝奉老子为先祖、大力提倡道教相关，敦煌不仅在开元、天宝年间设立了道学，写本道经也大量涌现，道观增多，反映出道教曾盛极一时。佛教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和敦煌遗书写经题记来看，唐前期出资开窟、写经的人既有僧官、僧尼，也有当地达官贵人、文武官僚、工匠、社人、行客、侍从、奴婢和一般善男信女。大量宫廷写经不断从长安、洛阳传入，不少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使这座唐代著名的佛教城市继续不断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返回路经敦煌僧人的增多，又使敦煌得以不断汲取西域、印度佛教文化的营养。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