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伦坡港口城成为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全球服务网络枢纽的时机与可行性分析

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以来，先后发布了以“美国优先”为宗旨的贸易与投资政策，并多次加征关税。对此，我国“有理有节”地反制了美国政府的各种讹诈（或称“极限施压”）行为。虽然特朗普经济政策在理论上行不通、实践中很可能落入“滞胀”陷阱，但由于美国目前仍为我国的最大单一出口市场国，我国宜从政治角度采取出口价格联盟、从经济角度采取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出海的方式以“反脱钩”。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功能，发展中间品贸易，开拓多元化市场”，首次将境外经贸合作区视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布局的支点。境外经贸合作区经过近20年建设，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目前仍缺失高端专业服务、完整金融服务的功能，从数量和功能上还不能为出海中企提供完整保障生态，自身仍在摸索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科伦坡港口城（以下简称“港口城”）特区作为我国一百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唯一定位为“离岸贸易金融中心”的空间载体，从经济、技术、国际标准三个方面具备成为境外经贸合作区全球服务网络枢纽的可行性。

一、中美贸易战2.0步步深入

（一）发布《“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并两次加征关税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当天即发布了《“美国优先”贸易政策》，要求实施“强劲的贸易政策”“增强美国的工业和技术优势”“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并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等联邦行政机构在2025年4月1日前报告为实施上述目标可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特别是,该政策作为美国政府未来四年对各国贸易领域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专门针对中国设立一节内容，特别指出要对中美经济贸易关系进行评估。

然而，此后特朗普当局从总统到行政部门两个层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表明评估结论已不言自明。在总统层面，已宣布的措施包括：2月1日宣布对“中国原产产品”加征 10%关税、并暂停对来自中国的“小额豁免”商品的免税政策的总统令，2月10日签发关于将对所有（包括中国）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25%关税的公告（已于3月12日正式生效），3月3日以芬太尼为由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进一步加征10%关税。在行政部门层面，2月21日USTR宣布拟对中国制造的船舶每次停靠美国港口征收100万美元的高额港口费（将于3月24日举行听证会后做出最终决定）。

（二）在投资领域开启与我国“脱钩”的进程

2月21日，特朗普签发了《“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不同于贸易政策，该投资政策主要针对中国，向美国政府行政部门提出既不能让美国资本投资于中国的半导体等高端科技领域、又限制中国资本对美国上述科技等战略产业投资的指导意见，还特别提出,为减少美国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的兴趣，将暂停或中止《美中双边税收协定》（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DTA）。中美DTA于1984年签署，1986年生效，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吸引美国企业来华投资的两国间基础性制度安排。从近四十年来的中美双向投资实践来看，这一协定是成功的。

在《“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得以落实情况下，中美DTA可能自2026年起暂停或终止。这将严重阻滞中美间双向投资和进出口贸易，两国基础性经济制度安排将退回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时的状态，是更为彻底的“脱钩断链”。

（三）我国坚决、有节制地反制了美国的“极限施压”行为

2月4日我国宣布对钨等物项实施对美出口管制措施，3月4日宣布对美部分进口商品（价值约210亿美元）加征10%至15%不等的关税，同时将10家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上述措施与美方对所有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做法相比，更温和有节制。同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警示“美方如果别有所图，执意打关税战、贸易战或者别的什么战，中方将奉陪到底”。这一表态与我国官方媒体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1.0时期从不用“贸易战”、而用“贸易争端”这一相对温和词语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

值得注意的是，发言人接下来说“我们奉劝美方收起霸凌的嘴脸，趁早回到对话合作的正确轨道上来”。3月11日，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见美国跨国制药企业百时美施贵宝董事会主席兼CEO博科思时表示，中美两国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开展经贸合作，为两国业界正常经贸合作创造稳定环境，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以上反映了我国在中美贸易战2.0中所秉持的“有理有利有节”“以打促谈”两项基本原则。

二、以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出海应对贸易战

（一）特朗普经济政策失败的可能性大

对美国而言，特朗普以“对外加征关税、对内永久减税”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在理论上行不通。先从经济规律角度看，美国提高对中国（和全世界）普遍加征关税将引起本国发生成本推动型通胀，导致美国家庭降低消费、企业随之减少投资，从而引发整体经济衰退。

再从选举政治角度，美国2025年底2026年初进入2026年国会中期选举竞选周期，特朗普政府只有大半年的机会窗口“压通胀”，否则明年共和党很可能丢掉国会多数席位，导致特朗普在余下的总统任期内受民主党主导的国会掣肘，难以再有效施政，美国未来陷入通胀和经济衰退并存（即“滞胀”）陷阱的可能性大增。

（二）从政治角度动用“看得见的手”防止关税成本完全转嫁我国供应商

为避免逐步强化的滞胀预期引起现实中的美国政治经济信心崩塌，3月2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轻描淡写地声称“加征的关税将中国供应商承担”。随后，彭博和路透社先后报道：沃尔玛向中国供应商提出大幅降价要求，企图将加征的关税成本完全转嫁给中国供应商。

然而，作为我国反制策略的一部分，3月11日我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约谈沃尔玛，了解有关情况，警告其将违反商业合同、扰乱市场秩序的可能，敦促其考虑潜在的法律后果。我国政府部门的约谈对其他有类似企图的外资企业是个警醒。

为防止将来出现我国供应商群体被美国大型零售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一市场失灵的局面，我国宜从政治角度动用“看得见的手”，动员各行业协会成立广泛的出口产品价格联盟，以制止出口企业间“内卷”式竞争。

（三）从经济角度加快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出海以“反脱钩”

对我国而言，贸易战对我国出口和宏观经济会有重大不利影响。虽然我国企业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后加大了产品出口市场多元化力度，但由于美国多年来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国的事实，2024年我国最大出口目的地仍然是美国（按国家和单独关税区计），对美出口额为5246.56亿美元，占我国对全球出口总额的14.7%；再考虑从香港转口、跨境电商直邮包裹方式的对美出口额约2000亿美元，美国出口市场的实际占比在两成左右。因此，美方加征关税的力度越大，中方从经济角度采取出口市场多元化、输美产品的供应链多元化两个策略的力度也越大，以更快降低美国市场的出口集中度、美方对中国原产产品加征关税两个风险。

由上可见，我国各级领导人所说的“贸易战没有赢家”是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两国经济相互依赖如此之深的情况下，“一个巴掌拍不响”，仅凭美国一方的主观意愿是无法彻底脱钩的。中国企业继续以转口贸易、产能出海等供应链多元化方式反脱钩，美方为降低自身通胀压力也只能“就坡下驴”。

三、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化布局的支点

（一）我国将“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功能”作为重要措施

为应对包括中美贸易战在内的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功能，发展中间品贸易，开拓多元化市场”作为“稳定对外贸易发展”任务的重要措施。

“开拓多元化市场”是从我国产成品出口的角度出发，要求拓展更多市场国（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降低政治经济风险日益凸显的美国市场在我国整体出口中的分量。

“发展中间品贸易”是从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化的角度出发，鼓励海外生产基地带动本国中间品、资本品的出口；也即，在“中国+N”理念下，将国内总部作为“本尊”，在海外各国设立N个“分身”，在最大化供应链外迁所获收益的同时解除对国内产业空心化的顾虑。

“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功能”是从向境外中资企业提供综合服务保障生态的顶层设计角度出发，强化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资产业链供应链在海外的空间载体的定位，要求其在现有的物业管理、厂房代建等基本功能基础上，进一步具备法律等专业服务、金融服务等海外中企急需的功能。实际上，这是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及“境外经贸合作区”。

（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已有所成效

由上可见，我国政府开始重视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化布局中的支点作用。自2006年起，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由中企主导建设运营的海外产业园区（以下称“园区”），定位于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农业产业、商贸物流、科技研发等功能。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摸索和运营实践，目前已经有一百余家，可分为四类（名单有重合）。

第一类是“通过我国商务部确认考核”的园区20家，这些园区投资规模大、建成运营时间久、信誉卓著，包括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和尼日利亚中尼经贸合作区等。

第二类是“纳入统计范围”的园区83家，这些园区虽未通过商务部严格的确认考核，但投资规模较大、具备一定服务功能、信誉较好，包括马中关丹产业园、奇瑞巴西工业园区和中白工业园等。

第三类是“一带一路沿线”园区80家，包括分布在“一带一路”共建国的前两类园区，科伦坡港口城、中国—东盟北斗科技城和缅甸皎漂特区工业园位列其中。

第四类是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10家，定位于农渔业加工合作产业，包括塔吉克斯坦—中国农业合作示范园等。

四、港口城可作为境外经贸合作区全球服务网络的枢纽

（一）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服务功能期望高而实际不理想

《政府工作报告》还从促进对外投资的角度提出“强化法律、金融、物流等海外综合服务”的工作任务，境外经贸合作区将在其中起到服务载体的作用。按照2015年商务部发布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服务指南范本》、及2024年12月公布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术语和定义（征求意见稿）》（行业推荐性标准），园区应制定《服务指南》，可设置“一站式服务中心”为入区企业提供全方位便利化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政策咨询、法律服务、产品推介等信息咨询服务，企业注册、财税事务、海关申报、人力资源、金融服务、物流服务等运营管理服务，租赁服务、厂房建造、生产生活配套、维修服务、医疗服务等物业管理服务及安保服务。

然而，虽然园区在实践中较好地提供了物业服务和安保服务、政策咨询、企业注册、海关申报、物流服务等运营管理服务等基本服务，但普遍不具备法律、财税规划等高端专业服务、完整的金融服务功能（特别是风险投资与供应链金融功能）。其弊端一是制约了园区切实起到中企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化支点的作用，二是园区在重资产投入、承担高风险的同时只能获取物业管理等基本服务收入、土地销售等一次性收入，导致盈利能力弱、投资回收周期长，实施企业新建、运营乃至升级园区的积极性不高。目前园区数量只有一百多家、园区数字化绿色化运营质量较低的普遍现状，既不符合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的特点，也不满足产业链多元化出海的迫切需求。

可见，园区只有在落实了《政府工作报告》拓展高端专业服务、完整的金融服务功能要求的情况下，才能纠正现有弊端，从而切实为入区企业提供全方面保障生态，自身真正具备可行的商业模式。

（二）港口城特区作为境外经贸合作区全球服务网络枢纽的三重可行性

从经济可行性角度，港口城作为我国一百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唯一定位为“离岸贸易金融中心”的空间载体，具有全球税收洼地、无资本管制等优惠政策，具备集聚各国专业服务、金融服务机构的制度优势；这些服务机构可将各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全球服务网络的支点，以较低成本向各园区内企业提供离岸专业服务、离岸银行服务。

从技术可行性角度，可依托港口城特区集聚的线下服务资源建立数字化专业服务与金融服务贸易平台，依据统一的专业服务和金融服务国际标准，以线下入驻的服务机构为对象，进行标准认证、筛选准入、刻画展示、性价比评价后上传到线上平台，以提高服务机构的透明度；平台提供供需匹配、权利保障、纠纷裁决功能，以保证跨境服务贸易的顺利履行；从而赋能各园区服务中心，拓展其跨境专业服务和数字金融服务能力。

从国际标准可行性角度，多元化出海中企需要同类专业服务、金融服务在不同国家依据全球一致的标准开展，该标准体系也是全球服务贸易平台实施有效管理的基础。自202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致辞上呼吁“提升服务贸易标准化水平”以来，中国贸促会等组织加快建设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ISO标准体系，或将北京、上海等地方标准升级为国际标准。目前已取得一定进展，为全面完善全球服务贸易的国际标准体系提供了稳固基础。

（作者供职单位：北京中观燕园咨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