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多边贸易治理 维护全球经济安全

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的近80年来，国际贸易推动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繁荣、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期间世界经济增长了14倍，而全球贸易量增长了45倍、全球贸易额增长了近400倍。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商品贸易中的份额从不到三分之一增长到接近一半，贸易驱动型减贫和发展成效卓著。但近年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经济安全问题泛化推动“贸易怀疑论”广泛散播，在关于贸易政策的公开辩论中，“离岸”“外包”正在被“回流”“近岸”“友岸”“脱钩”所替代，其助长了供应链本土化，推动了全球贸易政策格局向保护主义回转，导致了国际贸易沿着地缘政治方向重新调整。逆流之下，以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贸易中心等机构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治理体系竭力维持了一个更稳定和可预测的全球贸易环境，国际贸易体系经受持续压力考验并展现出惊人韧性，成为维护全球经济安全的“自动稳定器”。

多边贸易治理可以有效降低经济体对单一市场依赖，从而防止贸易工具化和武器化。经济安全涉及关键原材料或其他投入的获取能力和生产能力等问题，其涵盖政府、企业、家庭三部门系统性预防、准备、应对冲击以及从冲击中复原的能力。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过去十年，世界各国对关键原材料的出口限制增加了五倍多，关贸总协定的“安全例外”条款也越来越多被援引作为实施进口限制的理由。根据全球制裁数据库数据，受制裁影响的贸易份额从十年前3%左右增长到目前超过12%。多边贸易治理可以开辟更广泛的替代供应来源，通过基于比较优势的多样化降低双边贸易依赖关系，使贸易集中度以最佳方式下降，从而避免经济体遭遇外部经济胁迫、增进经济体应对危机的灵活性。

多边贸易治理可以有效降低贸易成本和扩大贸易收益，从而提升安全投入能力。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成本指数估算数据，自20世纪末至今，囊括运输、通讯、交易成本等在内的贸易成本下降了12%。多边贸易治理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基本法律原则，以及《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世贸组织渔业补贴协定》《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以及数字贸易、电子商务等多边和诸边联合倡议，在支持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完善贸易基础设施、降低贸易成本以及防止全球价值链无序瓦解并产生巨额沉没成本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多边贸易治理通过支持专业化、比较优势、经济体间固定成本分摊以及先进思想和技术传播等方式进一步扩大贸易收益，对世界各国提高总收入和总福利产生了积极正向影响，从而增加各经济体用于安全投资的可用资源。世界贸易组织估计，将世界贸易体系分裂成不同贸易集团的成本将约为全球实际收入的5%，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两位数的损失。

多边贸易治理可以有效平抑宏观经济波动，从而增进经济和社会弹性。多项研究表明，过去50年，多边贸易治理极大促进了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从而减少了大多数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全球价值链参与降低了全球90%以上的经济体和行业的需求波动，因为更高的全球市场分化缓解了特殊和偶然因素产生的冲击，在经济体国内供给短缺时提供替代来源、国内需求下降时提供替代市场，从而快速调整贸易流动。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时期，都证明了多边贸易网络对复原力的积极影响，否则医疗物资中断和粮食不安全情况会严重得多。同时，多边贸易治理代表促进分工和提高效率，其保证了全球整体繁荣并造福到最底层人民以“免于匮乏的自由”，为经济安全奠定了社会稳定的基石。

多边贸易治理可以有效增进经济体间相互依赖，从而降低冲突发生概率。多边贸易体系自成立之初既是希望通过重塑全球经济来作为确保和平的基础，如今亦然。多边贸易治理推动全球价值链兴起，经济体间错综复杂的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如果两个有着重要贸易关系的经济体爆发战争，双方都会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其冲突的机会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从而提高政策制定者采取暴力行动的门槛。同时，多边贸易治理体系为世界各经济体提供了重要的合作平台和可信的信号联系，通过在冲突各方之间进行调节、传递信息、促进对话、增进理解、产生认同、塑造规则、解决争端来增进确定性，并在危机期间提供非暴力工具，如施加进口壁垒、出口限制以及最终实施贸易禁运等措施，即释放代价高昂的经济信号，从而降低经济体在双边层面最终爆发暴力争端的风险。

在当今高度复杂、深度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中，在安全问题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动荡时期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答案不是限制或回流贸易，而是更加坚定支持多边贸易治理、维护多边贸易网络。未来，多边贸易治理应在优化安全问题审议程序、扩展“安全例外”条款解释、加强贸易政策透明度、重启运作良好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推进地域多元化、领域多元化和扩大多边合作等方面积极发力，以更好维护全球经济安全、坚持经济全球化大方向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