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中资企业在德国面临的投资环境及对危机的防范和管理措施

新冠疫情带来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波及德国各行各业，为此，德国政府实施了相应的经济支持计划，暂时中止了德国企业破产申请的义务，并暂时免除了在此期间企业管理者在破产申报方面的个人责任。但随着德国企业申请破产的义务将于2020年9月30日恢复，可预见德国企业申报破产数量将会急剧增加。

疫情造成的整体经济衰退加剧了许多德国企业的债务负担，这对于在疫情之前已经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情况尤其如此。

为了防止被卷入可能将于秋天开始的一波破产潮，在德企业非常有必要及早采取行动，与利益相关方和债权人一起寻找减少或重组债务并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9月17日，德国泰乐信律师事务所（Taylor Wessing）举办、走出去智库（CGGT）协办的“疫情后，中资企业在德国面临的投资环境及对危机的防范和管理措施”主题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也得到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大力支持，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经商处裘元玲参赞作为演讲嘉宾发表了“中资企业在德国面临的投资环境及建议”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中资企业在德国面临的投资环境及建议

演讲嘉宾：裘元玲参赞，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经商处

各位企业家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参加泰乐信律师事务所举办的活动，今天给我的题目是在德中资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尤其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德国和中国的有关政策走向，我想从下面三个方面来展开我的发言。

第一，德国政府对中国投资的态度和政策走向，第二，我们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第三，使馆近期的工作安排。

德国政府对中国投资的态度和政策导向:

中国在德投资的规模，据不完全的统计，不含一些餐饮业，目前在德国的中资企业已经超过了2,000家，累计的直接投资额接近100亿欧元，占德国吸引直接投资总额的约1%，这个占比是很小的。

2010年前后中资开始成规模地进入德国市场，以投资制造业企业为主，这个和德国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特征是相符的。其中以投资并购居多，近年来股权投资、 设立研发中心也逐渐多起来了，但绿地投资还是比较少的。

德国对中国投资的态度以2016年美的集团溢价收购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作为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库卡公司被德国誉为工业技术的明珠，所以这次收购对德国人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由此，德国各界掀起了中资威胁论和买空德国技术的讨论。

2016年和2017年，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形成了一个小的高峰，期间也有一些股权投资，比如说海航入股德意志银行，以及吉利汽车入股戴姆勒汽车，这些都被德国媒体炒作得很厉害，被视为中资威胁论的一个证据。近年来围绕着华为是否能参加德国5G建设，在德国的争论日趋白热化，将德国对中国企业和中国技术的疑惧心态显露无疑，现在发生的新冠问题疫情更加放大了这样的心态。

那么为什么中资在德国的投资总量很小，却能引起极大的关注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两点，第一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在近几年发展得很快，中欧和中德之间的力量对比被改变了，平衡被打破了，德国人和欧洲人的心态是非常不适应的。第二是我们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德国和欧盟认为我们的很多投资都具有明显的战略意图，有地缘政治的考量，要转移他们的先进技术，最终目的是要削弱欧洲甚至分化欧洲。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判断，德国和欧盟就开始改变对中国的定位了。

2015年，中欧关系提升到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高度，双方的经贸合作也迅速深化，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德国连续4年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可是在2019年的3月份，欧盟又出台了一个新的中国文件，对中国的定位加以改变，形成现在的三重定位，即，中国是欧盟全球事务的合作伙伴，是经济上的竞争者，同时也是体制对手。

“体制对手”这一个称呼第一次出现在欧盟的政策文件当中。2019年的1月份，德国很有影响的工业联合会（BDI）在他们的中国政策文件中，将中国定位为经济伙伴和体制竞争者，他们呼吁德国应在经济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2019年11月份，德国政府也发布了国家工业战略2030，这是一份产业战略文件，主要的目的是要保持德国的工业和技术领先，这个文件的对标国就是中国和美国。

今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德国对中资的警惕也延伸到了医疗卫生领域，他们觉得在医疗卫生领域对中国的依赖也很大，因为德国的原料药及药物活性成分有80%是来自亚洲，其中一大部分也是来自中国。在德国的疫情之初，德国的口罩防护服都非常的缺乏，需要向中国大量的采购，所以德国人也很紧张，他们觉得对中国依赖太深并不好，提出来要将一部分的原料药的生产回迁到欧盟，同时在其他的防疫物资上面要实现自给自足，德国生产不了，起码要在欧盟内生产，或者在欧盟附近地区生产。

德国和欧盟对中国的定位发生了变化，必然带来在他们在外交政策和经贸政策上的调整，经贸政策包括外资政策、公共招标政策、出口管制政策、贸易救济政策等等。

今天由于时间和这个主题的关系，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外资审查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和企业投资并购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

在2017年到2020年上半年，德国政府一共4次修改了外资审查的法律法规，其中三次修改《对外经济条例》，一次修改对外经济条例的上位法，即《对外经济法》。总的来说是审查越来越严、口子越收越紧。

2017年1月份第一次修改，他们设定了25%这么一个审查门槛，也就是说，非欧盟国家的企业收购德国的企业，尤其是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企业持股比例达到25%及以上股份的时候，就必须要进行审查申报，同时德国还延长了审查时限。2018年12月份第二次修改，德国将关键领域的审查门槛从25%下调到了10%。2020年5月份进行了第三次修改，这时候新冠疫情已经发生了，主要的修改内容是将卫生医疗领域纳入了审查范围，保持了10%的门槛，同时将外国政府或者军队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也列入了审查范围。第4次修改发生在2020年的6月份，修改的是上位法—《对外经济法》，主要是引入了对公共秩序和安全构成潜在影响这么一个概念，取代了目前的实际威胁的审查标准。同时将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审查范围从德国扩大到了整个欧盟。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中资的并购案，德国联邦经济部在进行外资审查时，不仅仅要看有没有实际的威胁，还要看潜在的威胁，不仅要看在德国造成公共秩序和安全的风险，还要把风险审视扩大到全部欧盟地区，所以对我们并购案否决的风险就升高了。

从上面的4次修改的情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来，德国的外资审查正在逐步地全面收紧，从股权的比例到收购企业的属性，然后再到被收购企业的行业领域，即，是不是处在一个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或者敏感行业，直至到公共安全的定义和范围，是一步一步地在收紧，现在甚至要审查收购方是不是属于外国政府或者军队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这个矛头指向国有企业。

在新冠疫情当中，为了防止德国的一些受困企业被非欧盟国家企业收购，德国政府在推出的一庞大的经济救助计划当中，设立了一个1,000亿欧元的基金，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德国可以通过复兴信贷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收购或者参股这些受困的企业，防止这些企业被“贱卖”。不久前德国政府斥资90亿欧元参股汉莎航空公司，就是一个例子。

据了解，德国政府接下来还会继续修《对外经济条例》，包括对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行业的定义进行细化。

德国联邦经济部是外资审查的主管部门，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中资并购审查当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审查时间很长，且需要准备的申报材料有时候严重的超出了并购案本身所涵盖的范围。同时对于所谓的敏感信息，主管部门的解释也有扩大化的倾向，所以现在企业收购能否如期的通过审查，能否最后获批，不确定性升高了，风险变大了。

今年年初，德国联邦经济部否决了一项中资并购案，这个是对中资收购的首次否决，今后是不是还会有，我们也在密切的关注，所以也希望企业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线索。德国在逐步收紧外资审查，欧盟也是这样，是联动的。欧委会在2019年3月份出台了《外商投资审查框架方案》，要求各成员国都建立起来外资审查制度。迄今为止，欧盟27国只有十几个国家有这个制度，有些国家还没有，今后都要建立起来。不久前，欧委会还出台了一项针对外国补贴的白皮书，这是一个建议文件，现在正在欧盟范围内征求意见。欧盟要把竞争审查从欧盟内部企业扩展到非欧盟企业， 白皮书中还直接点明了中国，认为中国对企业的补贴形成了竞争扭曲，是不公平的，这个立法计划在明年完成，将可能影响中国企业在欧盟境内的日常经营、收购、公共招标投标、申请欧盟或者成员国的一些优惠政策等。因为德国有关部门要审查企业是否获得了外国政府补贴、是否影响了欧盟市场的竞争关系。

上面介绍了很多德国和欧盟收紧外资审查方面的情况，是否意味着中资在德国就没有机会了，在欧盟就没有机会了呢？

我们认为尽管风险上升了，可是机会还是有的，空间依然是存在的。首先中德两国的经济交流很深，融合度高。德国和中国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互为依赖，合作的惯性和内在需求很大。德国的几大支柱产业，如：汽车业、化工业、机械设备业等，在中国的投资都很大而且利润很丰厚，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那么多，出于对等和公平，就不能过于限制中国企业在德国的发展。德国至今没有完全排除华为，担心德国企业在华利益受损失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其次，德国和欧盟在气候变化，世贸组织改革，地区安全等全球治理问题上，都需要和中国合作，而我们也需要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一起维护多边体制。美国不断退群，德国在处理跟中国的关系上面并没有跟随美国，而是和美国拉开了距离，希望走出一条德国自己的路子来，即“中间道路”，和中国及美国均保持合作。

第三点，吸引外资是欧盟和德国长期以来的不可或缺的政策选项，这对德国和欧盟的经济非常的关键，所以吸引外资是其长期的政策。

综上所述，我们企业在欧盟及在德国的投资空间还是有的，今后可以在绿地投资上加大力度，同时加挖掘在机械设备行业、技术应用、环保技术以及共同研发中心等方面的潜力。

我们建议企业在投资前，要破除对德国法律和社会文化的迷信和盲信，充分了解德国并购的法律法规，重视政策风险评估，以务实地态度选择专业团队，提前做好各种预案，如有可能，可以请德国并购方出面做德国监管部门的工作，这有利于德国监管部门客观地看待并购。德国媒体对中资并购相当关注，而且惯于负面解读，猜测性评论较多，所以，国内企业家要善于勇于和当地媒体打交道，必要时主动向媒体“喂料”，这样可避免一些不实猜测和负面报道。我们了解到，有些企业通过上面这些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尽管当前新冠疫情尚在持续，但中国政府对中资企业对外投资的态度依然是鼓励的。

企业对外投资、“走出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的一个必然的阶段，通过对外投资才能提高资本的收益率，才可以加快技术升级，中国也不例外。2019年我国在海外的投资存量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荷兰,是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最多的。近两年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严峻，可是中国政府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总体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以“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商业原则、国际惯例”为原则，要注意防范风险，实现互利共赢。 不久前中央提出了“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方针，这是在新冠疫情和中美冲突的总的背景下，我们顺势而为的一个新的举措。

对于各位企业家而言，利用一头在国内，一头在欧洲的这个优势，做好在欧盟或者德国的子公司在的融入和整合，使之成为母公司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立起符合企业长远发展目标的生产体系、产品链、供应链以及销售网络，一方面促使企业在内循环中站稳脚跟，另外一方面巩固开拓海外市场，我想这是每一个企业家都急需要考虑的问题。

 今年虽爆发了新冠疫情， 中欧和中德之间最高层级的交流并没有中断，习主席和默克尔总理数次通电话，两国在抗疫物资方面的合作很有成效。6月份李克强总理和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了视频的会议，9月14日，习近平主席与默克尔总理以及冯德莱恩和米歇尔也举行了三方视频会议。中欧尽管存在分歧，有些政策正在调整，但都认为应该保持对话和合作，而非脱钩。

（来源：泰乐信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