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合作逆势增长，企业如何抓住“机遇之地”

7月14日，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今年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数据显示：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总值达2.0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去年增长5.6%，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7%……截至目前，中国-东盟已彼此互为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今年中国与东盟投资也实现了双向增长：1-4月，中国对东盟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幅达43.3%；同期，东盟对华实际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3%，这在今年前4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整体缩水6.1%的背景下，显得格外亮眼。 

近30年来，每次危机都让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更为紧密，这次疫情也不例外——疫情给各国经济带来冲击，也给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带来了机遇，尤其自2019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生效以来，中国与东盟90%以上的商品，都实现了零关税。 

更重要的，在疫情前景不明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不利形势下，中国外贸的重心，亟需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向周边国家转移。 

而与中国比邻而居的“东盟十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就是一片充满机遇的投资热土。同时，中国本身较强的市场需求、完善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更利于与东盟经济形成互补，为双方开展持续性的经贸往来奠定基础。 

对于中企而言，如何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深化布局东盟市场？又将如何应对未来的风险与挑战？ 

利用新加坡门户枢纽“走进”东盟市场 

于2002年签署、2010年正式启动、2019年完成升级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是目前亚洲最成熟、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多边自贸安排之一。其打破了贸易壁垒，使双方的经贸大门越开越大，深刻影响了双边的经贸往来。 

为了充分享受东盟共同体内部的投资、税收红利，很多中国公司选择到东盟国家投资建厂。而在此之前，中国公司通常会把区域总部放在新加坡，以“新加坡公司”身份到东盟其他国家开疆扩土。 

作为马六甲海峡的一个交通要冲，新加坡自然成了中国企业进入东南亚市场的门户。 

除了地理位置因素外，新加坡在中企“出海”中，究竟发挥了哪些作用？ 

麟玺资本创始合伙人陈雪涛对《中外管理》表示：首先，新加坡是全世界营商环境最优的国家，它的亲商政策和在东南亚的连通性，是吸引中国企业的核心原因。其次，新加坡基础设施完善，着力发展高附加值行业，比如：制药业、生物科技等。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将新加坡评为世界最创新经济体第五位，是欧洲以外最创新的国家。 

互联网舆情分析师葛甲表示：新加坡应用英美《惯例法》，司法体系完善，政府以廉洁著称，“成熟的司法体系，清明的政治环境，能够给‘出海’的中国公司提供稳定的商业土壤。” 

事实上，中企进入东盟市场，除了研究具体的市场策略外，还会制定一个“区域化战略”，涉及如何使用本地资源，包括融资、人才的发展及创新等。 

以达泰资本投资的黑芝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黑芝麻智能科技”）为例，当初选择“出海”新加坡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充分利用新加坡的人才优势。 

达泰资本创始人、管理合伙人叶卫刚表示：“黑芝麻智能科技”主要为无人驾驶汽车提供AI芯片，而新加坡有优秀的芯片设计人才，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少部分来自新加坡本土。另外，在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人员工资和房租成本都不高，各项开支加起来均低于总部上海。 

在叶卫刚的印象中，中国高科技企业“出海”东盟，大多会选择在新加坡做整体布局，除了设立全球总部外，也会把研发中心和知识产权放在这里，因为这样对企业更灵活。“在新加坡经商，等于‘你可以跟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做生意’，这里的人办事效率较高，企业只要按规定流程走就可以了，不需要找关系、找门路。” 

“另外，新加坡地缘政治优势明显，也给外来公司带来了便利。”叶卫刚说，“比如：针对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新加坡就保持中立，在新加坡搞的研发项目，只要知识产权在这里，以后的产品既可以卖到中国，也可以卖到美国。” 

东盟投资机会多样，马来西亚等是理想输出地 

除了在新加坡这样的中国企业“传统投资目的地”之外，随着东盟整体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中企的投资目光也开始聚焦于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等地区。 

对于中国资本而言，东盟正成为一个具有一体化便利和多样化机会的投资热土。具体而言，东盟每个国家的发展热点、市场环境、投资资源各有差异，企业需根据不同国家的特点，充分利用工业、基础设施、消费环境，深化布局东盟市场。 

葛甲认为：“一带一路”目前取得的最大成就就在东盟。比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马来西亚，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就投了400多个项目。其中，中国中车建成了马来西亚首个铁路工厂，在当地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人们只看到中车了，其实还有很多‘中国制造’在向东盟拓展。”葛甲解释，“中国有一个‘制造业外移’的需求，即：为了达到产业升级的目的，充分利用国外一些低成本制造业环境，把一些低端产能向外转移。马来西亚就是理想的中国制造业输出地，不论投资环境，还是营商环境，都有优势。 

首先，马来西亚劳动力人口素质较高，包括受教育程度。虽然在工作效率、工作态度上不能和中国人相比，但却是东盟十国中比较好的。其实，世界各地热带地区的人，一般都不太勤奋，但只要能产出相当的效益，这个市场就是值得投资的，不一定非要求员工像中国人那样勤奋。 

其次，马来西亚执政党有个共同的特点：不管谁上台，都很重视发展经济，谁也不敢在经济议题上乱来。不会像非洲某些国家那样，今天刚建好一个电厂，明天就直接拆了。“说明马来西亚当局在经济问题上是有理性的，而稳定的营商环境，对外来企业非常重要！” 

“马来西亚槟城与中国深圳相似，坐落在一个岛上，很多国家的制造企业选择在此建厂。英特尔、思科都在这里建了制造业基地；此外也有一些创新创业公司驻扎。总的来说，马来西亚是中企理想的制造业外移目的地。”葛甲补充。 

葛甲还介绍：东盟十国里跟中国关系一般的是越南，越南跟中国的关系属于“政治冷、经济热”。越南在贸易上有求于中国，每年有大量的水果、农产品输入中国，一旦中国关闭了口岸，对其经济将造成很大冲击。 

印尼与中国的关系，比越南稍好一些。尽管双方在南海问题上有些利益分歧，但双方都比较克制，毕竟中国在印尼投资了几百亿美元做基建……当然，也不排除今后印尼在战略上会受美国的暗中挑拨，给中国出一些难题，但这些不会给中印经贸往来造成太大的影响。 

供应链，是中企投资东盟中的大问题 

对于跃跃欲试的中资企业而言，东盟尽管是一个机遇之地，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其中，供应链难题就是双方贸易中亟需重视的方面。 

众为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张永汉透露：东南亚本土供应链尽管具备一定的成本优势，但在质量和生产技术水平上，的确落后于中国。正因为东盟本土供应链不够完整，一些大型外企在进入当地时，会携上下游伙伴一起投资，以确保整个生态系统在当地落地生根。 

葛甲认为：连通上下游一起在东南亚投资，不失为解决供应链难题的一个办法。但从位置上讲，东盟国家比如越南，离中国不是很远，火车运输不到24个小时，半成品、原材料都能从中国运过来，火车陆运成本也不高。所以，拥有地缘优势的东盟国家，供应链没有太大问题。 

只是，供应链竞争最终比拼的是效率。他强调：“比如‘苹果中国’生产线要连夜完成一个新的设计改动，深圳华强北几万名工程师可以加班加点地去完成，但“苹果”如果迁到了越南胡志明市可以吗？肯定不行。因为越南的产业链配套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更没有像中国这样充足的人才储备。” 

其实，不仅是东盟国家，英美等发达国家也不具备相应的产业链人才体系，一样做不到。世界上只有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备人才储备、产业生态、配套设施等综合优势，更有来自政府的大力支持。 

有一种分析担心中日韩的一些制造业，都在将产业链向东盟转移，在越南、马来西亚等地设立工厂，或许未来会挑战中国制造的产业链地位。 

“制造业外迁至东盟，更多是一种对中国产业链的外延，许多制造基地仍需从中国进口原材料、设备、仪器、技术等，同时，它们依赖于中国这个主要的消费市场。”葛甲分析：“即便全球产业链从中国转向东盟，也是低端产能的转移，技术含量高的不可能转走。总不能在越南再建一个华强北吧？总不能在马来西亚再搞一个中关村吧？这些产业链配套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而且，这个迁移还受到一个条件限制：迁出国如果有很强的工业化能力、很强的配套设施，将在迁移中拥有很大话语权，甚至产业链能否迁走，都要迁出国点头才可以。” 

中国与东盟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种种挑战，反过来也加强了双方寻求合作共赢的意愿和动力。 

面对外资涌入的机遇，东盟各国正在积极改善其外商投资环境。比如：由于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区域一体化协定并未包含税率的统一，因此，各东盟成员国正试图通过税率来彰显优势，以此来吸引外来资本的涌入。 

针对中企的地缘政治风险，很难传导到东盟国家 

国际环境恶化，经济贸易必然首先受到波及。那么，地区安全问题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是否会出现在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中？ 

陈雪涛表示：对于大部分“出海”东盟的中国公司而言，还涉及不到所谓“经营安全”问题。因为，东盟的大部分企业，都是给三星、苹果、Nike等国际巨头提供中低层原料加工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经营中的确会面临一些“风险”，但基本矛盾并不在于中美关系交恶。 

“面临‘经营安全’难题的是中国超大型国际公司，比如：华为、字节跳动等。即：这些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或文化方面可能存在博弈的公司。但这种地缘政治风险，目前还不会传导至东盟地区。况且巨头们谁也不会把核心技术部门迁到东盟来。所以整体看，东盟仍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理想出海地。”陈雪涛分析。 

葛甲认为：地缘政治是最捉摸不定的，而且，国际政治问题本来就是官方要去打理的事，外交部不管是用外交的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需要确保企业“出海”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对出海地的风险因素也要提前提示。如果明知有风险还是执意要去，那责任就由企业来承担了。 

“对于企业而言，为了更好地规避政治风险，要时刻关注外交部、商务部关于出海国的风险提示；相关负面清单也要花时间去关注、研究，这些都是企业‘出海’必须要做的功课。另外要多钻研出海地的风土人情和民俗禁忌。”葛甲说。 

叶卫刚也认为，在东盟地区运营的安全问题更多是政府部门该去考虑的事情，企业不用想太多，想太多也没用，因为政治风险想防也防不住。 

“中企‘出海’东盟只需明确两点：一是自己即将开展的业务，在当地到底有没有需求？二是自己的技术、商业模式、管理能力，与竞争对手比，到底有没有竞争力……这些都想明白了，就可以大胆到东盟‘出海’一搏。”叶卫刚说，“还有，要做好中国、本土两股力量的结合。中层管理人员从东盟本地聘用，由他们去协助处理政府关系和媒体关系是最好的；但运营和技术方面，还是要从国内派遣高管团队，因为目前东盟十国除了新加坡，其他九个国家的企业管理能力整体依然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