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企业对国际政治风险常常后知后觉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诸正的国别投资策略，本网获授权转载）

近几天来，美国准备封禁Tiktok成为了热门新闻。从中兴到华为再到字节跳动，美国政府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然而，很多中国企业似乎并没有做好面对国际政治环境巨变的准备。以字节跳动为例，距中美科技战开始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可是直到美国扬言封禁Tiktok，这家科技巨头才匆忙扩大自己的国际公共政策团队；也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字节跳动的北京总部才频繁组织研讨会，听取外部专家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以上这些做法未免给人一种亡羊补牢的印象。不只是在美国，中国企业之前在利比亚、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了政治事件的重创，因此我们需要剖析为什么中国企业对国际政治风险常常后知后觉。 

根据笔者的观察，企业内部缺乏相应的人事安排和资金分配是造成以上问题的最直接原因。以国内另一家互联网巨头为例。笔者了解到，虽然这家科技巨头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业务，但在2020年前，它的中国总部里居然没有专人负责国际政治风险的分析工作。与中国企业不同，美国企业早已有了这样的意识，在国际政经领域专门安排相应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分析工作，一些跨国企业甚至还邀请前外交官作为高管来为企业海外业务出谋划策。笔者之前曾在纽约荣鼎咨询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为欧美企业提供全球政经方面的咨询服务，它的客户企业里都有专人负责全球宏观的研究工作。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恶化，西方企业对这个领域的咨询需求正在不断上升，这使得就连安永和贝恩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管理咨询公司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地缘政经分析部门。然而，正如我在《海外投资：中国需要自己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些美国公司的分析角度是基于美国地缘政治的现状，与我国的外部战略环境非常不同，因此中国企业不能简单地把国际政治分析的需求外包给这些西方咨询公司。 

在近几年的时间里，笔者对不少拥有海外业务的国内上市公司的高管进行了访谈。笔者在访谈后认为，很多受访者并没有意识到对海外政治风险进行跟踪和预警的价值所在，因此这些企业里一定有律师和公关经理负责海外业务，但不一定有国际公共政策分析师。这种人事构成在风平浪静的年代还好，但到了政治危机高发的今天就容易造成亡羊补牢的后果。一个真正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应该能够洞察未来的趋势，并针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提早做好准备，这在政策方面离不开政治分析师。举例来说，我在2015年底公开发表的预测文章《2016年影响海外投资的十大政治风险》中，把合规风险放在了第四位。笔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预判，是因为我通过追踪美国智库研究员和前政府官员的公开讲话，发现美国政界越来越倾向于用金融和法律手段来达到其外交政策的目的。果然，在文章发表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因为对伊朗违规出口而制裁了中兴。然而，中兴并没有在合规上吸取经验教训，直到在2018年再次被美国政府出口管制才慌忙扩大国际合规部。中兴要是对美国政治动向更加敏感一些，也不至于落到这么被动的境地。 

除了企业高管忽视政治风险外，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界鱼龙混杂的局面也给企业了解世界局势造成了困难。国际政治是一门门槛较低的学科，连出租车司机也可以对国际热点事件进行评论。然而，当一个分析师真正踏入这个领域时，才会发现真正的专家和伪专家的预测准确率之间可以大相径庭。笔者曾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排名第一的国际战略与问题研究中心（CSIS）工作，回国后对比发现，国内智库的确存在着郑永年教授所讲的“有库无智”的现象。体制性的原因笔者在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笔者写的《为什么中国国际关系界经常预测失准》一文。我在那篇文章里还指出，国内一些网红国际问题专家们的很多观点在事后被多次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在招募研究员对国际政治和政策风险进行分析时，企业应该回溯这些研究员先前的预测结果，以预测准确性而不是名气作为筛选标准。 

从英国脱欧到中印边境冲突，从中兴事件到Tiktok事件，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在这样的新环境下，中国企业需要把对公共政策的重视程度上升到与经济和法律同样的高度，在海外战略决策中把国际政治因素考虑在内。无论是采取外包还是内置的方式，对国际政治风险的跟踪和预测都应该成为中国企业海外运营的日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