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勋：中概股从美回流不会形成趋势

目前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二，但中国的资本市场远远没有达到相应的体量。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看点的所在，因为中国仍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

纳斯达克是最为国人熟知的海外证券交易市场之一。

之于国内投资人而言，这个市场见证了一系列中国企业的资本化与腾飞，也是许多投资人出海进行证券投资的第一站。

疫情影响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给中美之间资本市场已经形成的“成熟互通”带来变量。

在此背景下，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纳斯达克前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兼中国首席代表徐光勋，其被国内媒体称为“纳斯达克中国第一人”。

1994年，纳斯达克正式来华开始宣传推介，徐光勋正是此时加盟。1994年至2004年10年间，他负责纳斯达克中国以及亚太区的业务拓展工作。徐光勋2007年3月份重返纳斯达克，同年9月，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纳斯达克在北京设立代表处（首批），徐光勋获批担任首席代表，直至2009年5月离开。

在加入纳斯达克之前，徐光勋在中信嘉华银行担任助理副总裁兼伦敦代表处常驻代表。

目前，这位“老投行”依然活跃在亚太地区和国际资本市场的第一线。

30年中美资本互通故事

《21世纪》：您在纳斯达克负责中国以及亚太区的业务长达12年，能否介绍一下纳斯达克早期来华的故事？

徐光勋：今天我很高兴看到纳斯达克终于得到中国市场的认可。

中国公司在境外上市融资的运作中，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为主要市场之一，进行着各种资本运作的活动。纳斯达克上市的外国公司的数量中，中国公司数量最终超过以色列，成为新的第一。

不过，纳斯达克在中国的今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长达六年的无果期。

纳斯达克于1994年3月进入中国，宣传和推介电子化交易为主的新型的股票交易所。当时为了提高纳斯达克的知名度，从而尽快吸引中国公司到纳斯达克上市，全美券商协会甚至决定，把1994年的纳斯达克董事会议的地点定在中国上海，当时的规模很壮观。仅1995年一年，纳斯达克的各级官员先后八次访问了北京及其他相关城市，但是直到2000年初才有第一家中国公司到纳斯达克上市。

换句话说，宣传工作“光种不收”持续了六年。即使面对当时无果的情况，纳斯达克决策层坚持初期的战略决策，支持和鼓励执行层人员，继续努力开发中国市场，并为此目的保证提供所需后勤事务。而执行层的人员也坚定不移地执行所定战略，从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纳斯达克在中国的宣传推介过程中，也荣幸地得到了中国证监会的宝贵指点；尤其是中国证监会国际部的各级领导给予了多方面的具体指点和支持。

这些指点和帮助，都使纳斯达克在中国的努力更能顺利、快速、有效地开花结果。现在回顾起来，深感亲切，很是感激。

《21世纪》：其间服务了哪些企业，有哪些难忘的故事？

徐光勋：代表处的主要任务是，向相关的公司和机构提供所需要的服务和信息。这些包括：安排入境签证相关事宜；向公司介绍投资银行、律师、审计师、存托银行等中介机构；介绍和解释纳斯达克上市要求及其相关事宜；介绍和解释有关美国宏观层面的事项；在美国活动的联系和安排。

在我任职期间，我有幸见证了七十多家中国公司到纳斯达克上市融资。其中，记得有6家公司升板上市，是我亲自参与并帮助处理具体相关事宜。

这期间当然有不少有趣的故事，有不少难忘的事情，其中前6年，没有业绩，阻力也很大。创业艰难，须有恒心。

令我激动了一阵的事情是，2007年百度被选为“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成分股。当时并未有一家纳斯达克上市的亚洲国家的公司入选，而上市不到三年的百度就成为了耀眼的明星股，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成分股。所以，我感到非常自豪，着实激动了一阵。

纳斯达克100指数是由100只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最大美国公司及非金融类的外国公司组成的，是以其市场市值为基础的。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不到三年就被选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百度在运作中除了做好基本面以外，还非常成功地做好了投资者关系的运作。百度的成功也进一步证明股价与投资者关系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而这一点恰恰也是目前许多中国上市公司都十分需要加强的。

《21世纪》：如果以30年视角来看，您怎么看待过去30年中美之间的资本互通的发展？

徐光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在政府的指导和批准下，中国公司开始走出国门奔赴海外市场。而中国公司正式踏进美国股市是1994年。

自那时起，中美之间在资本互通方面的动作，其速度之快，其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发展的规模和形势可以说是很成功很可喜的。大家都知道，中美两国在法律法规、账务审计、公司治理、市场基础等方面区别是相当之大，又是都觉得不可调和的。但是，就是在中美之间宏观差距非常之大的情况下，能够这么长时间不停顿地进行资本市场上的合作，并实现了互惠互利，可喜可贺。

不过，从数量角度来看，发展的程度还是不够的。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它的闲散资金池金额达数万亿美元。这些资金来自全美各种保险公司的各样保险金，全美不同机构形形色色的养老金，各个州以不同目的而设立的各种基金等；其规模，是其他任何一个资本市场所不能比拟的。

这些对中国公司来说是非常理想的境外资金来源。但是中国公司通过美国资本市场所融到的金额以及美国公司对中国投资数额“意想不到地小”。这一点可以说是过去30年，中美之间的资本互通很可喜中又很可惜的一面。当然，过去的小规模实际上给未来发展留下了无限的发展潜力。

中国股市如何释放潜力？

《21世纪》：纳斯达克指数再度突破10000点，您怎么看？

徐光勋：2020年6月10日的美国股市，虽然美国也不例外地受到了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的严重影响，但其主要市场之一的纳斯达克证券市场，再一次展现了它特有的弹力和顺应力——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当日日间交易飙升到10086.89点，并以10023.35点收盘。

这是它于1971年成立以来的又一次最新高度，也是最短时间内创造的最新的高度。

其间，纳斯达克也曾经历了2001年的网络经济的破灭，也见证了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过这个新高也让人不免回想起了它曾经的荣辱。

2001年9月21日，受到网络经济的破灭以及“911”恐怖事件的影响，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一落千丈，狂跌至1423点收盘。

时隔约二十年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再次发挥它特有的弹力和顺应力，再次创造了新的最高，冲破了一万点的心理界限。这也说明为什么这些年中国公司不断地选择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这也说明为什么几经艰辛波折后的今天仍有165家中国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挂牌。

《21世纪》：随着科创板的开板，以及注册制在创业板的实施，中国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不断提升。从您的视角，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未来还有哪些看点？

徐光勋：以沪深两大交易所为主导的中国资本市场，自1990年沪深两大交易所先后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是很了不起的。

之所以这么说，一是从二级市场运作来看，中间未曾出现大乱、出过大错；二是从一级市场功能来看，自开业以来一直能够保证市场的融资功能。

目前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二，但中国的资本市场远远没有达到相应的体量。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看点的所在，因为中国仍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

当然，中国经济未来能够稳健地发展，是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实现其潜力的前提和保证。即使在这种前提下要顺利地发展的话，也需要一些基本要素的发展。我前边说中国资本市场没有能够反映出世界第二的量，其原因就是有些基本要素不到位。

资本市场永远在由基本面驱动的前提下，由市场参与的机构来稳定和向前发展。

比如说，美国有5000多家获得相关资格的投资银行，参与其平时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运作。所以不仅很稳定而且非常活跃。相比之下，据我了解中国只有不到150家的投行机构。2002年时我被告知中国有102家投行券商，时隔近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基本没变。这个数字和市场现状比较，显然是不相称的。也是量上不去的原因之一。当然，这是宏观的一部分，须由政府来主导和营造相应的宏观环境，须由政府来制定和实施宏观框架。

中国目前缺少相关的管理人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又面临着无数的前所未有新情况，所以更是需要相关的管理人才。

我觉得中国不缺相关法律法规。但是，部分执行力度差，起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威慑作用。这样会直接影响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心理和看法。公司治理和投资者关系，也直接影响市场的透明度和诚信度。

因此，中国市场需要首先抓紧培养相关管理人才。同时加强这方面监督和管理。中国资本市场的明天，毫无疑问，肯定超过今天，只是时间问题。如果解决好相关市场要素的问题，其速度将更快。

贸易摩擦对中概股的影响

《21世纪》：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也对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产生了影响，您对此有关注吗？

徐光勋：我统计了一下，在2017-2019短短的几年内多达130家已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或已成功退市或宣布着手进行私有化等。

2016年以来，中美关系受到了贸易摩擦加剧的影响，中国出口型的企业受到的干扰和影响较为严重。在资本市场运作方面，不少本计划赴美国上市融资的公司取消或暂缓了原计划。市场担心中美贸易战会给仍然准备赴美上市融资的公司带来不利的影响，给已经上市的中概股造成负面的效果。

《21世纪》：当下的中美关系，对中概股会不会有影响呢？

徐光勋：我觉得又有影响又没有影响。似乎是很矛盾，但事情就是这样两方面的。

先说没有影响吧。从根本上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禁止中国公司赴美上市融资及其相关的活动。

我在1994-2009年任职期间也曾遭遇过几次中美之间的摩擦，但都没有影响中国公司赴美进行上市融资。虽然美国资本市场投资组合中的中国资产比例占的比重不大甚至很小，中国资产的吸引力仍是不减当年，仍然符合美国投资组合的口味和要求。

说到有影响，在一级市场上上市申请所审核的长度和深度都有了明显的加长和加深。比如以前美国证监会审核时间一般都在三个月以内，而现在最起码三个月，提问的问题也更多更细。交易所对于申请公司财务数字的真实性的审核，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其中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的要求等，审查得更细更长更广。

其次，在一级市场募集资金的数额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可以直接募集到足额，而现在是看具体情况。

第三，在二级市场上价格的形成也受到影响。出现了在国内是盈利的但市场的价格没有体现出来。同时，如果价格得到实现的话，也是比美国本土的公司花了更长的时间。

这些变化对中国公司来说，除了时间的消耗外意味着成本的增加。

老投行视角下的出海上市选择

《21世纪》：现在许多中概股企业都在启动私有化，尤其是赴港上市，是否会成为一种趋势？

徐光勋：退出美国市场的中国公司大部分继续需要新的上市地点，以便继续融资以支持公司的发展运作。

依我拙见，中概股赴港不会形成一种趋势。其原因之一，中概股从美国退出，首先是外因引起的机会性的退出，并不是初衷。中美关系好起来的话会有回流的可能性。

原因之二，纳斯达克市场拥有多重灵活优势。第三，包括其一级市场上市标准以及二级市场的容量和活跃度在内的市场结构，也会影响到中国企业对上市市场的选择态度。

《21世纪》：什么样的公司适合去香港，什么样的公司适合去美国呢？

徐光勋：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

比较而言，香港对中国内地公司的吸引力或长处，应该是其语言文化跟中国内地一样；地理上又近在咫尺，办事方便又能节省成本。这些对中国内地公司的吸引力无人能及。其次，香港是世界十大股票交易所之一，其容量能力及知名度均属一流；且具备完善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机制。

而美国市场对中国公司的吸引力，除了是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外，还在于上市时间的确定性、二次融资的可能性和方便性、更灵活的上市标准和要求、二级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等。

至于什么公司适合去哪儿的问题。有一条对中国内地公司来说是共性的。即香港和美国均属境外上市（香港在领土上属于中国，不过从上市角度来看，香港联交所属于境外上市），所以为出去而要准备的事情，要走的流程基本一样，也就是在工商、外汇、证券、法规等方面都是一样的程序。

去香港没有语言文化的障碍，所以所有中概股都可以首选考虑香港。至于香港的上市要求、总体费用、募资时的价格及总金额、具体时间等等，具体问题要具体处理。

赴美上市，首先是语言文化加上法律法规都不相同。所以团队组合里必须有国际化的、懂外语的、懂美国财务惯例的人才。去美国上市后包括投资者关系在内的维持费用，也较香港上市突出，所以事先须有清晰的理解和认识。

香港和美国均属于世界一流的市场，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都具备了完善的融资功能和交易体系，都设有健全的公司治理要求和监管体系。其余的是各地的上市要求和标准有所不同，其成本以及所涉及中介机构的范围有所不同，上市后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也不一样。

所以，去哪里上市取决于具体公司的需求是什么了。某种意义上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21世纪》：您对当下企业赴美上市有何建议？

徐光勋：这些年中美关系一直波折不定，所幸的是这种关系并没有根本上影响中概股在美国的上市融资。同时我也相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下去。因为目前已经形成的跨国界的或是无国界的经贸活动中，相互依赖很深，谁也离不开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加大加深，资本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更为重要。而这些情况使得中国公司利用境外市场解决自己的资本需求，更为必要更为迫切、而且也是更为经济的资金来源和解决办法。

在这种前提下选择美国资本市场进行上市融资，不失为远水也能解决近渴的良策。

当下情况下去境外上市融资，中国公司应该吸取经验教训，以诚信为基础，为经营而去上市融资。为此目的，事先须组好团队，理顺账务，讲好故事，从容上阵。同时，从宏观层面上，大力支持中国公司去境外上市融资，进一步完善和放宽相关的监管和要求，以便顺利进行境外上市融资。

（作者：李新江 编辑：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