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三方面风险 全球金融能否走出疫情之困？

过去的一个月，全球金融市场见证了一系列历史性震荡的爆发，这轮动荡的突出表现，是以美国股市与原油价格为代表的风险资产价格暴跌。美股在10个交易日内四次熔断，跌幅一度高达40%。原油价格的跌幅更是超过60%。在这轮动荡的最高潮，市场上一度爆发了流动性危机，出现了股票与国债齐跌、原油与黄金齐跌的罕见局面。 

随后，美联储货币财政政策大招频出，货币政策方面联储局推出方案，向美国金融机构提供1.5万亿美元短期贷款及购买国债（3月12日5千亿美元、3月13日5千亿美元、及到3月底余下的5千亿美元）。在财政政策上，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纾困方案于3月27日经特朗普签字生效。这个刺激方案规模比以往类似的计划至少大一倍。这项计划将向许多美国人发放一次性支票，扩大失业福利，向各类大小企业提供贷款和救济，并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资金。西方各国也陆续跟进，英国央行行长甚至宣布，随时准备向经济注入无限量的资金。在这些非常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下，市场上的流动性危机得到缓解，避险资产价格开始回升，风险资产价格持续暴跌的局面已经切换为双向波动的局面。 

那么，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是否已经结束了呢？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认为，形势还没有那么乐观。 

张明认为，从引发金融动荡的新冠肺炎疫情来看，目前疫情仅在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而在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国家，疫情仍在快速扩散，目前还未到达疫情峰值。更令人担忧的是疫情可能进一步扩散到印度以及非洲国家等公共卫生条件较差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但会加剧全球经济的长期性停滞格局，甚至有导致部分经济体经济持续衰退的风险。同时也对全球贸易、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张明称，目前来看，发达国家股市进一步大幅下跌的概率并不高。不过，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似乎还存在如下三条断层线，未来可能成为全球金融动荡的下一站。 

潜在风险之一是美国的企业债市场存在泡沫。从美国的四部门杠杆率来看，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家庭部门与金融机构部门杠杆率显著下降，而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杠杆率显著上升。美国企业部门债务在2019年底超过10万亿美元，占GDP比率达到了75%的峰值。近年来美国垃圾债券市场发展迅猛，规模约为两万亿美元，其中能源类企业发行的债券规模约为15%。而在美国可投资级别企业债中，BBB级债券的规模由2008年的15%左右上升至2019年的55%左右，这意味着可投资级别企业债的平均质量在过去10年间显著下降。而一旦BBB级企业债的信用等级被调降一级（也即降为垃圾级），债券收益率将会上升大约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BBB级债券未来的违约风险很大。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原油价格暴跌以及疫情冲击已经导致美国垃圾债券与BBB级债券的收益率显著上升，未来是否会引爆债券违约浪潮还是未知数。需要指出的是，股票价格大跌的负面影响要显著低于大规模债券违约，因为投资者能够较好地接受股票投资的损失，而信用违约可能会蔓延与升级。 

潜在风险之二是南欧国家主权债的风险被显著低估。众所周知，意大利与西班牙是疫情的重灾区。意大利与西班牙的经济增长本就疲弱，疫情造成的冲击可谓雪上加霜。截至2018年底，意大利、西班牙与希腊主权债务占本国名义GDP比率分别为135%、98%与181%。截至2020年4月初，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还不到1%，意大利与希腊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还不到2%。而在2012年欧债危机期间，希腊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最高接近35%，意大利与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均达到过7%至8%。换言之，投资者目前可能低估了南欧国家主权债的风险。在上一次欧债危机爆发后，南欧国家是靠核心国家（德国与法国）的帮助最终渡过了危机。而这一次，德国与法国等核心国家同样遭受了疫情的严重冲击。因此南欧国家一旦爆发主权债危机，来自核心国家的救援可能更加难以指望。 

潜在风险之三是部分经济基本面本就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大规模短期资本外流冲击下可能爆发危机。数据显示，当前新兴市场国家遭遇的短期资本外流规模已经超过了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时期与2013年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宽时期。持续大幅的短期资本外流，将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本币汇率贬值、资产价格下跌、债务违约率上升等风险，而部分经济基本面较为脆弱的国家则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目前用穆迪外部脆弱性指标来衡量，阿根廷、土耳其、马来西亚、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