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0：全球及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概况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中债资信 ID：CBR_2010，已获授权转载）

引言

在过去的一年中，全球国家风险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例如，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有所加剧，全球多国提升了外资进入的门槛和难度，“一带一路”在一些地区面临竞争，爆发在多国的社会动荡成为威胁政府稳定的隐患等。与此同时，诸如新型冠状病毒、蝗灾等突发性事件也时刻威胁着海外投资收益与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债资信海外投资研究团队撰写了海外投资系列研究报告，从全球和重点区域的维度出发，分析风险特征，展望风险走势，帮助“走出去”企业规避风险，把握机遇。

内容摘要

全球经济放缓、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大背景下，2019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资延续停滞态势。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入仍处于历史低位；发展中经济体的接收的FDI金额稳中有降，中国保持引资规模第二大国家地位；转型经济体FDI流入有所反弹。全球跨国并购规模几乎减半，仍非企业扩张首选方式。展望2020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资流量或将延续下滑态势，全球投资环境仍面临重大风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平稳下降，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全球排名稳步上升；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亦位列全球第三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对沿线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活动增长迅猛。受到欧美等其他国家针对海外直接投资的限制类监管措施增多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额持续加速下滑。高技术水平和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及亚太地区成为当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热点行业和区域。展望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呈现稳中有降态势，投资的领域和地域结构有望进一步优化。

一、全球海外直接投资回顾与展望

（一）全球海外直接投资趋势

全球经济放缓、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大背景下，2019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资延续停滞态势。受全球整体经济增长动能疲弱，广泛的贸易摩擦不确定性等下行风险加剧的影响，2019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资（FDI）流量仍未从连续三年的下滑中复苏，总体规模基本与2018年持平。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初步统计数据，2019年全球FDI流量总额1.39万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约1%，这是FDI流量连续四年出现下滑，但步伐有所减缓。2019年FDI规模再度收缩，主要是源于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总体减少6%左右，同时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也下降了近6%。由于2017年的税改促使美国跨国企业于2018年前两季度将累计的国外收益大规模汇回本国，导致当年全球FDI流量大幅缩水13%。因此2019年降幅的收窄，得益于美国税改引发的收益汇回效应的逐渐消减。然而，在全球各国普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发达经济体增长难见起色的大背景下，投资者同时需要面对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诸多不确定性，导致商业投资信心低迷依旧，全球FDI流动的增长前景继续受到制约。

全球跨国并购规模几乎减半，仍非企业扩张首选方式。2019年全球跨国并购规模总计4900亿美元，同比大幅下跌近40%，为2014年以来新低。跨国并购额萎缩最严重的是服务业，同比降低56%至2070亿美元，其次是制造业，下降19%至2490亿美元，初级部门下降14%至340亿美元；从行业细分来看，金融和保险业、化工行业的并购活动颓势最为明显。此外，大型并购项目的减少也是并购总额大幅萎缩的重要原因。2019年，50亿美元以上的超大型并购项目由2018年的39个减至30个。以美国公司作为并购目标的交易仍是全球并购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国公司对美国标的企业的收购。同期，全球各经济体国内并购交易总额降幅为14%，远低于跨境交易降幅，延续了过去几年跨境扩张相对不受企业实体青睐的趋势。作为主要目的地的经济体增长动能疲弱降低了其市场吸引力，以美国、欧盟为首的经济体加紧对并购投资的审查与限制，同时，美国与多个国家的贸易争端、英国脱欧等重大风险，均打击了企业进行国际扩张的积极性。当然，目前非股权模式的国际生产增速超越了海外直接投资增速，特许权使用费、许可费等无形资产在跨国投资中愈发广泛的运用，也是跨国并购活动减少的一大原因之一。

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入仍处于历史低位，不同国家间的差异化显著。2019年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入由2018年的6830亿美元下降至6430亿美元，仅为2007年峰值的一半，处在历史低位。同时，以发达经济体国内资产为标的的跨国并购规模急剧下降近40%至4110亿美元，2019年宣布的绿地项目金额减少12%至3290亿美元，体现了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市场的资本支出疲软。具体来看，欧盟的FDI流入依旧惨淡，全年同比下降15%至3050亿美元，多个国家的FDI流入状况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其中，荷兰、英国和西班牙的FDI流入均不同程度下降。受脱欧不确定性影响，全球对英国的跨国并购交易金额萎缩了近一半。得益于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规模跨国并购交易——日本制药企业对该国本土企业610亿美元的股权收购，爱尔兰的FDI流入激增并由负转正。法国、德国的FDI流入有所增加，但基本为跨国公司为应对经济放缓而采取的内部借贷活动。FDI规模相对稳定的是北美地区，总流量达到2980亿美元，基本与2018年持平。本国跨国企业更多的内部贷款使加拿大的FDI流入增长8%。美国呈现零增长，2019年入美FDI仅下降了1%至2510亿美元。其他发达经济体方面，整体FDI流入额下降30%至700亿美元，其中澳大利亚降幅较大，高达42%，主要为跨国并购交易额的大幅减少。

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金额稳中有降，中国保持引资规模第二大国家地位。2019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规模基本无变化，预计为6950亿美元，占全球FDI流量规模的一半以上。亚洲地区来看，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资金额下降了6%至4730亿美元，主要源于东亚地区FDI流入规模下降21%。其中，受制于与日本的贸易紧张局势以及投资政策的变化，韩国吸引的资金大幅萎缩46%。中国的引资规模稳定在1400亿美元，中美贸易摩擦并未引发中国FDI流入的大幅下滑，依然占据全球十分之一以上，规模仅次于美国。东南亚和南亚分别是亚洲地区第一和第二大增长引擎，增速分别达到19%（1770亿美元）和10%（600亿美元）。引资表现较好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印尼和印度，最具吸引力的行业分别为信息和通讯领域、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其中，新加坡以1100亿美元成为2019年第三大FDI流入国。受制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风险因素，西亚FDI流入下降15%至250亿美元。经济困境和美国制裁导致土耳其引资规模下降。贵金属行业的并购交易以及非油气产业的发展为沙特带来更多FDI。

从美洲地区来看，拉美地区整体FDI流入规模增长16%至1700亿美元。深陷经济问题的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FDI流入大幅减少，阿根廷更是因货币危机和对国际交易的限制性措施致使资金流入萎缩一半以上（63亿美元）。然而，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颓势被巴西、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的流入增长所抵消。巴西政府于2019年中启动的私有化计划促成了多笔国有资产私有化并购交易，推动其FDI流入大幅增长26%至750亿美元；另外三国的增长则受到高于区域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速以及采矿领域新的公共投资计划的支持，但2019年末爆发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将降低其2020年FDI流入预期。墨西哥新政府上台后针对外资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很大程度打击了投资者信心，但美加墨新贸易协定的签署提振了市场对美墨间加紧经济联系的预期，FDI流入小幅增长3%至350亿美元。

在非洲地区，持续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解决经济产出增长瓶颈的结构性改革进程缓慢，制约着非洲大陆的FDI流入增加，2019年仅增长3%至490亿美元。埃及仍是该大陆最大的外资流入国，非石油经济领域的重大投资推动该国引资规模提高5%（85亿美元）。尽管埃及保持增长，但北非整体FDI流入却下降了11%（140亿美元）。撒南非洲的引资额增长37%至55亿美元，得益于发达国家投资者撤资的减缓以及原油、矿产等资源开采及配套产业资金流入上涨的推动。作为该地区一直以来外资流入增速最快的国家，埃塞俄比亚2019年FDI流入有所下滑（25%），中国是该国的最大投资国，占比高达60%。

转型经济体FDI流入规模反弹，但跨国并购规模大幅缩减。继FDI流入状况持续两年低迷后，转型经济体2019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大幅增长65%，扩张至570亿美元。一方面，俄罗斯近年来一直通过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提高抵御制裁负面冲击的能力，宏观经济稳定性自危机以来持续提高，加上欧美国家并未加大制裁力度，俄面临的内外部金融环境得以改善。由于欧亚地区国家在经济和金融层面对俄有较强依赖性，俄整体状况的改善也促进了欧亚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趋稳基础上，作为该地区主要引资领域的资源型行业FDI流入态势向好。加上中亚国家为代表的欧亚地区经济体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加大引资力度等改革措施，共同推动欧亚地区FDI流入规模激增82%至490亿美元。另外，欧盟国家经济增长放缓阻碍了其对东南欧经济体投资的扩张，但东南欧国家良好的经济状况及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合作，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投资增长部分抵消了来自欧盟资金的低迷。2019年流入该地区国家FDI稳定在74亿美元，其中流入塞尔维亚FDI增长6%至44亿美元。然而，与强劲的FDI流入相反的是，2019年转型经济体接受的跨国并购投资下滑达46%至14亿美元，为2015年以来最低水平。由于该地区国家希望通过吸引外资改善工业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技术水平并促进产业多样化发展，因此东道国投资政策更鼓励和优惠新建投资设厂，绿地投资有望成为转型经济体未来FDI流入的主要形式。

（二）全球海外直接投资展望

展望2020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资流量或将延续下滑态势，全球投资环境仍面临重大风险。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弱势复苏势头增添不确定性，疫情较严重国家的FDI流入可能大幅减少。在全球广泛的货币宽松环境下，本有望推动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从2019年十年来最疲弱表现中弱势复苏。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及在全球的大范围快速蔓延，导致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的风险加剧。尽管目前中国的疫情已初步得到控制，但全球的疫情状况已经威胁到全球供应链体系以及正常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若全球整体疫情可在一季度之前得到较好控制，投资活动预计大概率呈现缓慢反弹，但主要受影响国家的全年投资流入较难实现预期水平，使本已羸弱的全球投资现状再受打击；若全球疫情蔓延持续至第二季度或更久，全球投资规模或将触碰至近年来的低谷。

其次，美国大选衍生的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冲突不确定性将对全球投资信心造成影响。为赢得连任，特朗普政府近期进行了与中国达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出访印度并承诺加速贸易谈判进程等一系列活动，从其在贸易协定中的要求看，争取国内更多选票的目的性要大于实际解决问题的意向。大选前其他国家基本不会与特朗普政府达成更多协定，若当前贸易成果下其竞选形势仍不及预期，那么美国还存在重新挑起贸易摩擦，通过保护主义政策谋求短期竞选利益的可能。同时，美伊紧张局势仍有随时升级的可能，加上伊朗国内疫情和政局出现潜在动荡的影响，中东地缘政治形势或将进一步恶化。贸易保护主义回温及地缘政治风险都将严重影响商业投资信心。

另外，投资政策环境恶化，不合理的限制性监管政策为全球投资蒙上阴影。目前，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加强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和监管，以窃取技术、盗取数据、威胁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等理由，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准入限制和不合理调查。全球民族主义广泛兴起的背景下，众多发展中经济体的民族政府强制对外资企业进行审查并改革针对外资政策，外资企业往往成为政府民族主义论调的替罪羔羊。在此背景下，进行海外投资活动尤其是并购交易的投资者已趋于谨慎，此态势的延续将造成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活动进一步下滑。

最后，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将打击企业实体进行生产性投资的积极性，使本就下滑的绿地投资持续难有起色。尽管全球重启宽松的有利货币环境对企业扩张生产性投资活动具有提振作用，但疫情影响下被急剧放大的经济下行风险使得企业利润前景黯淡。在2019年全球经济持续疲弱的2019年，根据UNCTAD统计，全球已宣布的绿地投资项目金额已较2018年大幅下滑22%，表明绿地投资信心本就不足，2019年全球投资规模更多依赖几笔大的并购交易提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巨大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绿地投资的再度下滑，持续制约全球投资的复苏前景。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回顾与展望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势概述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平稳下降，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全球排名稳步上升。2019年，在全球海外直接投资增长乏力背景下，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对外直接投资”）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投资流量虽进一步下降但降幅有所收窄。根据商务部消息，2019年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估计为1106亿美元，同比下降8.2%，降幅较2018年缩小1.4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呈现持续优化，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2019年1-11月，中国1044亿美元对外投资流量中，有超过60%流向这三个行业，占比分别为32.5%、17.7%和11.2%，其中对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的投资同比分别增长6.4%和24%。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全球排名稳步上升。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430.4亿美元，全球排名升至第二位，仅略低于日本，占全球份额由2017年的11.1%上升至14.1%，为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连续八年位列全球前三，占比已连续四年超过1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发展得益于投资目的地更加广泛和全球化，中国资本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位列全球第三位，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仍相对较低。截至201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822.7亿美元，是2002年末水平的66.3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6.4%，较十年前提高5.1个百分点；排名仅次于美国及荷兰，位列全球第三位，超过日本、德国及英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虽然已逼近荷兰，但仅为美国的30%，与美国的差距仍然较大，后者截至2018年末的存量规模占全球的五分之一。从中国投资存量的行业结构来看，前三大行业的占比超过50%，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的第一大行业，位于二、三位的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及金融业；同时，信息传输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以及采矿业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以上六大行业投资存量占比高达84.6%。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持续跻身全球前三行列，但与自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体量相比，存量规模的比重仍相对较低。根据UNCTAD研究，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GDP的比值仅为12.3%，低于同年发展中经济体的22%，世界平均水平38.6%，更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7%。

2.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情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逐渐成为中国对外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2019年，实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约150亿美元，同比下降16.2%，降幅较上一年提高4.9个百分点；但占总投资的比重提高0.6个百分点至13.6%。截至目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已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新加坡、越南、老挝、阿联酋、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柬埔寨等已成为主要投资目的国家。从行业分布来看，2018年对沿线国家投资的179亿美元中，流向的前三大行业分别为制造业（32.9%）、批发和零售业（20.7%）以及电力生产和供应业（9.4%），且均以高速增长。

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活动增长迅猛。2019年1-11月，中国对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1276.7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41.2%，占总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的61.2%；完成营业额74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占总营业额的55.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总额中75.6%为基础设施建设类合同，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一般建筑和电力工程建设行业，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的同时，还为东道国创造就业77万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其中的主要受益方。不仅如此，前11个月对外承包工程还带动中国设备材料出口127亿美元。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统计，截至2019年7月，中国已与136个国家或地区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5份“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协议。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内各类投资合作前景广阔。

3.中国跨国并购情况

针对海外直接投资的限制类监管措施增多，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额持续加速下滑。自2018年起，针对海外直接投资的保护主义有所升温，海外投资监管环境趋严，以美国、欧盟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纷纷实施限制类监管措施。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采取了审慎的跨国并购战略。2019年，中国企业实施完成跨国并购共计404起，较上年减少29起；总交易额307亿美元，较2018年大幅下降58.6%，降幅进一步扩大20.7个百分点。2019年跨国并购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为27.8%，所占比重较上一年增长6.1个百分点。

跨国并购重点行业正从传统制造业和资源型行业向高技术水平和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转变。从中企跨国并购行业分布来看，2018年制造业作为第一大行业共完成交易额329.1亿美元，但同比降幅高达45.8%。位列二、三位的采矿业、电力和公用事业的同比降幅也均接近20%。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正不断深化，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愈发青睐能够促进自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行业。在海外投资政策环境趋紧背景下，中企更积极地将有限的机会投资于此类行业。2019年上半年，中企跨国并购行业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其中，数字新媒体产业（TMT）无论从并购金额还是项目数量来看都位居首位，在2019年上半年总计的257起并购交易中，TMT行业交易数量67起，总金额200亿美元，占比双双接近三成；除TMT行业外，消费品行业和高端制造行业同为并购交易较为集中的领域。

亚太地区跃升为中企跨国并购活动的首选目的地。2018年中国跨国并购前十大目的地中，欧美国家占据四席，亚太地区仅有第8位的新加坡和第10位的澳大利亚。欧美国家仍是中企并购投资的热点区域。2019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在亚洲地区的并购额达78.5亿美元，占总并购额的四成左右，为各大洲中最高，同比增速超过20%，对印度、新加坡和日本的并购规模大幅增长。同时，澳大利亚以38亿美元成为上半年中企并购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国，中企在大洋洲跨国并购总额共计4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与之相对的，在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不确定性持续对投资者信心构成冲击的背景下，美国和欧盟又相继出台了直接或间接的限制类审查和监管措施，中企对欧洲和北美的跨国并购金额同比降幅分别高达86.6%和71.5%。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企对沿线国家的跨国并购活动正稳步发展。2018年中企对沿线国家共完成了79起，金额总计100.3亿美元的并购交易，占总额的13.5%。除新加坡和印度等亚太国家外，中企对阿联酋等中东海湾地区国家的并购活动也正逐渐增多。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势展望

展望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呈现稳中有降态势，投资的领域和地域结构有望进一步优化。

第一，全球经济和投资复苏前景不甚明朗之际，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构成进一步冲击。在当前全球增长放缓、主要经济体的低核心通胀长期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复苏前景黯淡等现状下，全球经济前景仍不甚乐观，大部分经济体的景气状况、消费和投资信心等指标的弱势表现难有明显起色，导致全球投资活动连年收缩，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信心也受到打击。新冠疫情将对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及对外投资活动产生负面冲击，全年对外投资活动恢复预期水平将面临一定压力。国内方面，疫情有望在二季度前得到基本控制，但经济活动的反弹可能在一段时间后才能全面实现，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有望在二季度后半段广泛复苏。全球整体低迷的环境以及不确定风险因素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企业“走出去”愈发谨慎的态势将会延续，疫情结束后企业投资活动大规模扩张的动力有限，预计全年对外直接投资稳步下降的趋势或将延续。此外，目前疫情已在海外几个国家扩散，使部分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受到不同程度冲击。若疫情在全球更大范围扩散，企业投资活动的复苏可能在更久之后才会到来。疫情影响下，结构性脆弱的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财政和债务问题将会显现，基础设施建设类对外投资活动短期内面临的风险或将因此上升。综合来看，202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前景仍受到疫情影响不确定性的制约。

第二，贸易形式暂缓将引发部分对外投资的回流，降低外部风险和成本。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很多中国企业将生产线迁至东南亚等国家，以规避高昂的关税成本和贸易审查。“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虽未全部取消对中国产品关税，但已做出的关税降低和取消加征，加上新豁免清单覆盖更广泛的加税产品，已可以为众多中企节省大量关税成本。促使企业将生产线回迁，规避海外经营风险和额外的成本增加。

第三，在国内产业发展需要和国外投资监管趋紧的内外双重因素驱动下，中企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有望进一步优化。中国已进入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阶段，众多中企寻求向产业链高端转型，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亦呈现出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趋势。预计未来中企将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领域的并购投资。同时，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已愈发针对中国投资，这一趋势预计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改观，中企进入的门槛依然提升。对此，当前中企投资地域结构已呈现向亚太地区和发展中经济体转移的趋势。这些经济体较发达国家具有经济增长动力的优势，同时，已具备起一定产业基础，强劲的优势产业以及较大的市场潜力，可在一定程度满足中企海外开拓的需求。

第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地投资前景广阔，大部分国家的私有化计划蕴藏大量投资机遇，对外承包工程有望发展更多配套的投融资建设模式。一方面，参与倡议的众多国家政府将经济发展规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吸引中国资本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各领域的战略合作协议为中企赴东道国进行绿地投资带来政策优势；此外，东道国国内相关领域和市场往往处于待开发阶段，先入优势可让中企获得更多竞争力，同时，沿线国家腹地广阔，有利于提升在区域性市场的影响力。在中美贸易摩擦仍存不确定性、欧美国家投资审查趋严的现状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地投资可成为中企新的选择。另一方面，沿线国家普遍为正在改革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几乎都在推动部分领域的私有化改革，对沿线国家资产的并购和重组交易有望成为中企更多的投资选择。最后，沿线国家已成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主要区域，其巨大的基础设施新增与改善需求，将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发展。而受制于自身经济和财政实力的相对薄弱，东道国政府往往较难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一次性大额支出。众多国家已在基建项目招标中广泛使用公私合作等工程项目投融资模式，有利于提高项目建设的利润并降低风险，进而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活动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