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永洞察】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下的产业链重塑

自2020年初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本次疫情经历了几个扩散阶段，从中国开始成为第一波疫情地区，随后欧洲、美国等地成为第二波疫情地区，巴西、俄罗斯、印度、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的成为疫情最新蔓延地区。由于各国所处的疫情发展阶段不同，疫情对其产业链的冲击程度也存在一定分化。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各个国家纷纷采取防控措施。从2020年上半年的情况看，较高级别的防控措施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直接冲击。

在本次新冠疫情影响下，市场上出现“逆全球化”和“中国输家论”的声音，一种认为全球化时代即将结束，主要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要重塑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另外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可能是供应链转移的输家，某些外资企业将撤离中国。对此，我们认为对这两种声音应理性看待：

1. 部分战略产业存在回流现象，但并非全球化时代已经过去，区域内的合作将会加深；

2. 疫情并没有改变国际产业链在中国的布局，反而创造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机遇。

部分战略产业存在回流现象，但并非全球化时代已经过去，区域内的合作将会加深

从过去30年的发展看，全球商品贸易结构中中间品贸易已逐步成为主流。在1980年代，国际贸易总量中70%以上是产成品的贸易，国与国之间主要是产成品的贸易，随后产成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逐渐下降，到2018年，70%以上的货物贸易是零部件、原材料的中间品，已取代产成品成为国际货物贸易的主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以苹果手机为例，其零部件供应涉及全球数十个国家的上千家工厂，形成一条布局全球的产业链，可以看到过去30年，全球贸易结构的变化反映出全球产业链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套。

由于多边贸易谈判的困难性，全球经贸格局从整体合作向区域间“圈层”合作转变，圈层贸易兴起。越来越多国家将发展国际贸易的途径转向区域贸易层面。区域贸易协定（RTA,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获得迅速发展，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RTA自多哈回合谈判停滞后在各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签订国家数量激增且协定签署进程加快。根据WTO统计，截至2019年总有效RTA数量达474个，其中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性质的257个。从全球整体合作向区域间“圈层”合作是全球化发展到更高级阶段以后必然的趋势。

FTA协定中的条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WTO。FTA涉及诸多自由化程度更高的条款，包括制造业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出口税、技术性贸易壁垒、国有企业、反倾销、反补贴、国家援助、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协定等。

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经与25个国家及地区签署了17个FTA，涉及亚洲的东盟10国、韩国等13个国家、美洲的智利等3个国家、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的冰岛和瑞士等。尤其是东盟已经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也已连续12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也有很多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企业转移到东南亚，在产业链上与中国大陆形成了协同，也助推了区域贸易的兴起。

中国一直在积极参与东盟倡议发起的“10+6”国RCEP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东盟+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RCEP的签订将实现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将持续助力中国深化与东盟、澳大利亚等国的国际贸易与投资。

本次疫情暴露了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各国加强对战略性产业的控制。本次疫情的全球蔓延经历了中国—欧美—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多次传播，暴露了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新冠疫情使各个国家意识到：

1. 产业链并非越长越好，应该考虑安全性的约束；

2. 劳动力成本并非决定产业选择的唯一重要因素，靠近终端市场和区域产业集群同样是重要考量因素

疫情将推动产业链的区域化和周边化。疫情影响下，对于两类产业的区域化和周边化推动将更加明显，一类是长供应链行业，包括化工、通信、电子、汽车等行业，另一类是国家安全相关行业，包括医药、医疗用品、粮食、能源、军工等。疫情之后，各国将加强对战略产业链的控制，出台政策鼓励这些产业在本土或周边国家配置产能，降低供应链安全风险。

疫情无法让贸易重回过去，但是会加速产业链区域化布局。疫情将加速推动产业链向原材料供应地或终端市场布局，未来的全球产业链将呈现以下特点：

1. 经过本次新冠疫情，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将得到高度关注，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直接体现在原材料供应不足和货物流动受阻，供应链安全因素将真正得到各国和企业在战略层面的重新审视和关注；

2. 新型信息技术如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的广泛使用会降低劳动力成本等要素的比较优势，靠近终端市场会成为跨国公司的重要考量；

3. 战略性产业以及医疗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会越来越本土化

疫情并没有改变国际产业链在中国的布局，反而创造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机遇

2015年开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已不具备比较优势，向外产业转移。从2015年前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与外商直接投资FDI差额可以观察到中国企业 “走出去”趋势开始明显显现，并且ODI-FDI差额在不断扩大，这不仅反映出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同时也体现了产业转移的部分影响。

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过去数年间的产业转移很大程度上是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中国制造业小时工资从2010年到2018年持续上升，现在已经远超东南亚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使得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优势持续缩小，这导致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大陆以外地区转移。家具制造、纺织和服装、电子和机电设备装配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转移较为集中的产业。

东南亚成为中国产业转移主要目的地。从中国2008-2019年全球绿地投资情况看，东南亚成为中国产业转移主要目的地，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是2010年设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随着自贸区的逐步巩固和完善，绝大多数产品已经实现了零关税。第二是2015年发布的《促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建设的愿景和行动》，随后在同年的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自此，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的双边贸易，也推动了中国向东南亚的产业转移。

然而相比于中国的制造业规模，东南亚的承接能力非常有限。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和占全球比例远超发达经济体和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数据，各主要经济体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中，中国占比最高，达到 28%，美国和欧盟占比为15%和17%，东盟十国整体占 5.0%、越南占0.2%。从制造业体量上看，任何单一国家和地区的承载能力都难以去承接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必然会出现，也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探索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这一部分的低附加值产业转移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过程，随着中国劳动力、房租，以及环保等各项成本的上升，一些不具备竞争优势，低附加值的行业考虑转移至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国家以降低成本，例如越南等，对中国来说并非坏事。部分产业转移至东南亚，既有利于当地经济，也将加深双方供应链联系紧密程度。中国企业通过转移下游组装环节，自身更多地向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品牌等进行发展。

相比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市场规模、产业体系和人才等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当前中国在逐步转型到内需驱动的阶段，中国的消费市场预计也将逐步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这一单一大内需市场已经并将继续为中国各类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基于这个大市场，中国得以形成上下游较为完备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优势，这也是吸引包括跨国公司及本土企业发展的一大优势因素。这种全产业链的覆盖是以大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对于选择靠近市场策略的产业链，中国作为消费大国具有极大优势。

中国拥有的人才储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相对领先。尽管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使得中国在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上的竞争优势有所下降，但中国正从传统的“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而这一优势是其他单纯依赖低端劳动力的新兴经济体无法比拟的，也是中国推动产业升级巨大动力。中国全国工程师人数约为 152 万人，总数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领先，高质量工程师群体及高学历毕业生群体的数量的绝对领先，使得中国“高知识含量的劳动力”继续具备成本优势，为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升级、走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奠定了基础。中国的这些优势，在其他相对小的经济体如新兴经济体及部分总规模不大的发达经济体都并不具备。

针对外资企业将大规模撤离中国的市场言论，中国美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撤离中国的美国企业仅极少数。此外，尽管受贸易战及政治摩擦的影响，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却不断提高，中国不仅有最大的市场，也将在疫情期间首先实现触底反弹。

对美国在华企业的调查结果也与国外政客的声音不同，美国企业对于保持在华经营步伐仍有强烈的意愿：

过去五年至今，在中国经营的大部分美国公司（约60%）仍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投资目的地；

针对中美脱钩的问题，仅20％的美国公司认为中美脱钩会加速，44%的美国公司认为中美不可能脱钩，36%的公司认为速度会保持不变；

只有4％的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考虑退出中国，96%的企业不考虑撤离，或在中国境内转移生产或部分退出。这4%的企业可能包含了国家安全及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以及部分受到较大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压力，而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的企业。

从在华供应链的情况看，绝大部分的美国在华企业认为是否改变以及何时改变供应链战略为时过早。

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市场规模、供应链效率、劳动力生产力是美国公司维持在华的重要考虑因素。美国公司在华企业产品主要是对中国进行销售，仅有13%的企业只在中国采购或生产，产品用于出口。巨大的市场规模是美国在华企业的重要考量，即跨国公司的“在中国，为中国”的战略考量。中国的稳定增长的市场需求，高效的劳动力生产效率，以及高效的供应链效率都是吸引跨国公司的重要因素。

部分跨国公司转移供应链，但并非主流。维持在华供应链仍是在华企业主流心声，并且考虑转移的企业数量不升反降。根据中国美国商会2019年底相关研究，在其327家会员企业中，仅有17%考虑或已经将产业链转移出中国，同一数字在2017年为23%，2018年则为19%。

企业在华战略未受局势变化影响。对于企业在华战略，调查结果显示未受局势变化影响。数据显示，企业心目中2020年可能面临的挑战依次应为：政策环境不确定性（45%）、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上升（40%）、美国加征关税（8%）。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约有8%的企业选择迁出产能，3%的企业选择退出中国市场。从商业战略角度来看，这个比例均保持在较低水平。

短期来看，疫情可能有助于放缓产业链的转移。疫情本身并不能改变产业链布局的核心逻辑，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链环节仍旧将进行转移，以贴近目标市场为策略的产业链仍将会贴近终端市场。由于跨国公司在华产品主要供应于中国本地，从短期来看，疫情可能不但不会加速产业链移出，还有助于放缓产业链的转移，主要是由于：

1. 疫情导致跨国公司收入下滑，目前疫情仍存在不确定性，跨国公司缺乏动力扩大资本开支；

2. 各国承诺采取一定举措帮助企业回流，但仍无具体的资金支持、优惠政策、支持举措等，回流政策仍不明晰；

3. 在本次疫情冲击下，中国政府表现出了优异的治理能力与社会应急能力，有助于维持供应端的稳定，增强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随着国际贸易壁垒加剧，为抵御国际贸易摩擦风险，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布局重要性凸显。以轮胎行业为例，近年来受美国反倾销反补贴“双反” 调查影响，我国轮胎行业对美出口持续大幅下滑。今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再次发布双反调查公告，针对中国台湾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目前尚未有最终结果。若裁定结果不利，对于国内大部分仅布局东南亚的轮胎企业而言，利润将受到较大影响。

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两头在外”的企业，为避免类似疫情冲击等突发事件导致的原材料断供，或向下游海外市场运输受阻，应适当加快全球产能分散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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