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教授缘何为帝国罪行辩护？

为了捍卫“西方价值观”，牛津大学教授奈杰尔·比格尔在新书《殖民主义》中为大英帝国曾经的种种罪行辩护，印度裔作家凯南·马利克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1857年，印度发生民族起义，英国军官乔治·克拉克洛中尉在一封家书中描述了被俘起义军的遭遇。“囚犯们被押到炮口前……被鞭子抽打着走向炮口，”他写道，“炮声轰鸣……烟雾模糊了我的视线，大约2秒钟后，在离我5码远的地方，有东西砰的一声掉了下来，那是其中一个囚犯的头和脖子……在炮口两边大约10码远的地上，是从肩膀上掉下来的手臂。”

《卫报》书评称，奈杰尔·比格尔在其新书《殖民主义》中承认，英国对这场起义的应对手段是残酷的，但他辩称，使用暴力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利用恐惧来威慑他人”。

作为牛津大学麦克唐纳神学、伦理和公共生活中心的主任，比格尔近年来呼吁对殖民主义进行道德上的重新评估，引起了轩然大波。

比格尔尽可能地找到每一个殖民行为背后的“良性动机”——例如，他把种族隔离描绘成“并非种族主义的产物”，而是“保护原住民不与定居者发生有害冲突”的愿景。而在不可能找到任何善意的方面，他则试图为恶意的行为寻找开脱的理由。

在比格尔看来，大英帝国“本质上并非种族主义、剥削或肆意使用暴力”，它的诞生基于许多动机，从“文化好奇心”到“解除压迫的使命感”，他认为这些都不是“道德上的错误”。他甚至说，英国“参与奴隶制并无不妥”，鉴于“英国消费者需要为自由生产的糖支付更高的价格”，其废除奴隶制的做法“尤其无私”。

对此，《卫报》书评作者、印度裔作家凯南·马利克表示，比格尔的这些说法让人难以置信，无法接受，尤其是他对种族主义的辩解。1919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驳回了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关于平等的声明的想法，坚称“一个来自中非的人被视为与欧洲人或美国人平等”是不可想象的。

马利克指出，长期以来，种族主义与大英帝国不可分割。19世纪自由党政治家查尔斯·温特沃斯·戴里克声称：“大自然似乎有意让英国人成为当长官的种族，指导和引领东方的廉价劳动力。”马利克认为，这比比格尔一厢情愿的说法更接近当时英国人的真实想法。曾经的首相阿奇博尔德·普里姆罗斯更是发问：“抛开种族的优势，帝国还剩什么？”

比格尔还声称，暴力“从来不是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对印度起义军的炮击“在道德上是可以解释的”，可英国殖民政府高层仍然对此持否定态度，这证明他们并不提倡暴力。马利克指出，这与帝国的现实并不相符。比如，曾在殖民当局任职的约翰·凯伊在其半官方著作《印度雪邦战争史》中写道，这种惩罚是“道德力量的精彩展示”，旨在消除“对（英国）种族优越性的任何疑虑”。

《殖民主义》最引人吐槽的地方是，尽管比格尔声称这是对帝国的“道德评估”，但道德问题却很少被认真对待。例如，英国在1834年废除奴隶制，奴隶主为此获得了总额2000万英镑（约合今天的160亿英镑）的赔偿。比格尔将这笔赔偿描述为一种必要的“政治妥协”。马利克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观点，但是要做道德评估，肯定应该更深入地挖掘，尤其当奴隶主失去的“财产”其实是人类时。

比格尔似乎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奴隶主得到了赔偿，但奴隶们却没有拿到这笔钱。比格尔无视其它证据，认为被解放的奴隶仍然继续留在以前的种植园工作，是因为前主人“慷慨地提供住房和食物”。马利克驳斥道，这其实是因为奴隶们被剥夺了所有资源，别无选择。

比格尔还接受了殖民当局的说法——他们所统治的人民太“落后”，无法进行自治。他虚伪地表示：“相信外国人民需要帮助、指导或保护，这种想法并不必然意味着高高在上。”

即使在19世纪，这种说法也受到质疑。印度民族起义后，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主义的基石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曾为殖民统治辩护，像150年后的比格尔一样，列举了殖民统治给印度社会带来的各种改善，作为证据。工人阶级的激进派们却不以为然。宪章派《人民报》的一篇社论指出，“印度斯坦的叛乱”与欧洲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没有什么不同。当时，许多英国人在波兰与俄国的冲突中支持波兰人，那他们同样应该支持印度人反对英国的斗争。

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欧洲以外的人的“落后”证明了殖民主义的正确性。对激进派来说，自由和平等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不是少数“文明人”的特权。一个半世纪后，我们仍在进行同样的辩论。

马利克认为，比格尔真正关心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比格尔声称，批评殖民主义是“侵蚀人们对西方的信任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马利克指出，比格尔的这番观点反而不利于他捍卫“西方价值观”的目标。毕竟，根据现在的需求去改写历史，只有当政治上有利时才去捍卫人民的权利，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受到他人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