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的“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菲律宾经济体量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发展势头一度被国际看好。到了80年代初期，菲律宾在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却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从此再也没有跳出来。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向好的国家为什么发展势头会突然急转直下，经济增长回落甚至停滞不前？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掉入陷阱的激发器

西班牙殖民者300多年的统治和美国在菲律宾推行半个世纪的“菲化政策”，培育和拉拢了当地一部分精英，他们掌握政府主要权力和大部分社会财富，成为菲律宾的“上层阶级”。高收入阶层把大量的财富用于盲目追求奢侈性消费或进行投机，而不是用于提高资本的投资率去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扩大再生产。产业因享受不到资本的“涓滴效应”而无法升级，无法升级的产业因市场竞争被淘汰，大量的城市产业工人面临失业危险，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因此形成。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这种高度依赖美国、缺乏自主性、畸形而脆弱的经济模式使菲律宾经济一击即溃，大量城市工人如潮涌般失业，一夜返贫，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积压已久的阶层矛盾爆发。近年来，虽然菲律宾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降低贫困率，但收效甚微，基尼系数一直相对较高，从1985年到本世纪初，菲律宾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以上。收入差距拉大导致经济进入停滞模式，经济停滞导致社会进入动荡模式并一直延续，原先在社会深层存在的宗教、族群、阶层矛盾也进一步发酵，社会动荡上升为政治动荡，社会治理的高成本使菲律宾在国家治理上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丧失了跳出陷阱的机会。

缺乏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是掉入陷阱的直接原因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原有产业基础的边际效应递减，及时根据发展形势需要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和动能转换，促进经济转型，是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推动力。在同一时期的日本、韩国积极寻找产业转型的新动能，通过有效的产业引导政策，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升级为资金密集型重工业，最后升级到技术密集型信息业，不仅发挥传统生产要素全部动能，而且激发新兴生产要素的潜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刺激经济增长保驾护航。相比之下，菲律宾错过动能转型升级之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菲律宾的工业因缺乏主导产业，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开始出现占比偏低的现象；到90年代，工业部门出现了寡头垄断，排斥外商直接投资，革新动力减弱，效率低下。服务业转型升级也并不顺利，高度依赖传统的服务外包和劳务输出，单一化明显。再加上政府将大部分贷款投资于重工业、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受到挤压。菲律宾因此并没有像日韩等国那样顺利完成工业化过程，并进行转型升级，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因国际竞争加剧失去了比较优势。

营商环境恶化是掉入陷阱的间接原因

在变革时代，政府的引导力与执行力是经济转型升级的背后推动力。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和营商环境提升发挥好指挥棒作用，通过政治生态的改善来促进整个经济生态的提升。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动乱、社会不稳定，菲律宾政府虽然出台了经济改革方案，但由于政治环境紊乱，很多政策根本无法落实。在营商环境方面，菲律宾历年来在全球排名靠后，很多指标的表现比周边国家要低很多。自1998年以来，菲律宾政府财政赤字畸高的现状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国内税收严重不足，对外负债率也比较高，财政状况不佳导致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高新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因缺乏有效投入而成为经济复苏的阻碍。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政府内部系统性的腐败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政府官员、企业甚至媒体、司法部门的贪污已经根深蒂固，大量国家财政资金被侵吞。政治生态恶化，营商环境无法得到有效改善，国外投资因此受到抑制，新兴产业难以生长，高素质人才也因此流失严重。治理不善成为推动菲律宾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间接推手。

政局动荡不稳是掉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菲律宾在政体建设上模仿美国，几乎是生搬硬套地搞美式民主，这种做法一度被西方国家认可，称之为东南亚民主国家，但这并没有给菲律宾人民带来福祉。由于美式民主水土不服，国内民族、宗教势力文化影响深厚，所谓的民主改革也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一场场灾难。政客们以几大家族为代表形成寡头政治，党同伐异，堕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后时期就是菲律宾历史的独裁政治时期。即使重新按照美式民主的运行章程来进行民主选举和政党轮替，但贿选、作弊、极端暴力事件等西方民主内生性丑闻始终无法根治，如影随形。政权无法实现良性更替必然引发政局动荡，地方分裂势力众多，派别林立，大规模游行示威、军事政变频频出现，甚至一届政府任内出现多次兵变，一次一次将脆弱的民主制度、经济发展秩序拖入深渊，多届政府因此而倒台。寡头政治工于算计，分裂势力划区而治导致中央政权地位不稳，再加上长年累月的政治腐败表明国家结构和基础在根本上出现问题，政治动荡和社会衰败就不可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迈出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系统推进国家治理是规避陷阱的必然选择

国家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之间紧密相关，总体平衡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从菲律宾的困局中可以看出，这些生态都存在诸多问题，政治失灵、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同时存在。菲律宾起初的政治民主体制改革并没有为国家带来长久的福祉，反而因为水土不服将国家拖入陷阱。因此，在根据国家传统历史文化及现实选择正确的道路之后，追求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的动态调整与平衡，根据社会发展阶段调整发展策略，将政府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一体化、系统化推进和统筹发展，在动态中兼顾各方利益，在动态中实现主体相互制约，在动态中寻找力量平衡，经济社会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汇聚积极力量，保持良性运行和发展，才能顺利跨过陷阱。

稳定与创新是规避陷阱的双重价值遵循

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效应递减，对经济的拉动力和贡献率下降，在新的生产要素生产率没有充分激发之前，政府创造的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策引导就特别重要。菲律宾政体一直不稳，中央权威经常受到挑战，无法聚精会神发挥引领作用。而反观同时期的日本、韩国等国，政体相对稳定，其实质就是强调政府的威权，稳定而连续的中央政府力量成为确保整个国家政体稳定的核心，为经济转型升级释放出持续的政治红利，经济的长期繁荣得以实现。在强大中央政府的引领下，及时适时调整经济刺激策略，调整收入分配的方式，改善投资的效率，创新战略、创新驱动、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得到有效打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得到厘清，收入与分配关系、效益与福利关系得到均衡。统一稳定的政体是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根本保障，多层次创新驱动是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根本动能，这为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施加了双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