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流失的中国制造业会回到美国吗？

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流行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各国对小到N95口罩和非处方止痛药，大到呼吸机的关键医疗物资都需要依赖中国？战略物资吃紧，令全球化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一些国家开始呼吁制造业回到本国。

日本如此。日本政府宣布将为那些将生产转移回日本的公司提供2200亿日元（20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并为那些寻求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公司提供235亿日元的直接贷款。

美国亦然。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给出了经济刺激方案，说如果美国公司在从中国搬走后发生了工厂、设备、知识产权、建筑、翻新等方面的费用，会提供100%的税务抵扣。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

中国制造业内部人士也表示中国必须为全球工业体系的变化做好准备。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中，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表示，“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他补充称，中国必须对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至国内或第三方国家的趋势保持警惕。

但这位在美国设有工厂的商人表示，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说，在生产外包数十年后重建制造业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多发达国家一直实行去工业的政策……如果要重新恢复制造业，形成独立的产业链体系，有很大的难度，”曹德旺说。

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特别是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但贸易战和最近的疫情给中国未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蒙上了阴影。

在中美两国均有丰富经验的曹德旺判断是准确的，制造业已经在搬离中国，但美国想要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代复兴制造业，仍然充满障碍。

工厂已经在搬

在去年贸易战开始之前，受到中国经济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监管收紧的刺激，工厂生产就已经开始离开中国。

去年6月，美国美中贸易委员会进行了一项年度调查，在受访企业中，虽然只有13%的公司表示计划将业务转移出中国，但这一比例已从2018年的10%和2017年的8%有所上升。

图片说明：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9年会员调查

调查指出：“尽管中国仍是大多数受访企业的首选市场，但市场乐观情绪正在减弱。”此外，美国企业对它们在中国的长期前景表示悲观：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未来5年中国的商业环境感到“悲观”或“有点悲观”，而一年前这一比例为9%。这是自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随着中国从一个两位数增长、低工资、低监管的新兴经济体向中上收入国家过渡，某些基本面已经开始显现。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涨，而此前如同无底洞般的工厂劳动力已经开始干涸，而年轻的劳动力不再满足于从事工厂工作。全国各地的工资都在上涨：现在中国的制造商每劳动小时的工资是6.5美元，比2016年高出1.5美元，是越南的两倍多。自2004年以来蓝领工人平均工资增长了8倍。巴克莱研究(Barclaysresearch)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平均时薪为6.5美元，而印度为1.59美元，越南是3美元不到。

与此同时环境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关注。遏制污染的努力进一步对生产成本产生了剧烈的影响，广泛冲击能源、纺织、采矿、汽车和低端消费品行业。

几项数据证明了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开始流失。

富士康中国工厂曾遭受用工荒

供应链监测机构启迈(QIMA)在全球提供质检与合规服务，该机构周一表示，美国企业2019年在中国的审核请求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4%，而东南亚地区的审核请求则上升了近10%。

审核检查是衡量美国跨国制造商及其合作伙伴在哪里生产小部件的一个很好的标准。QIMA解释说，如果审核检查的数量在下降，就意味着在中国的制造商的合同数量也在下降。

对于美国企业来说，其工厂主要转向拉美的少数几个国家。去年那里的美国公司的审核检查需求增加了一倍，墨西哥、秘鲁和危地马拉是前三名目的地。

而在2019年，欧洲企业将部分供应链从中国调整到北非和中东地区。QIMA表示，这些地区的审核检查量增长了3倍，大部分业务都去了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

QIMA报告作者写道，全球供应链将继续向着更加本土化的模式发展，其生产规模将由国家和政治利益来决定。

另一项研究由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科尔尼(Kearney)做出。周二科尔尼发布了第七份年度回流指数，结论称美国制造业出现“戏剧性逆转”：2019年美国国内制造业的份额明显高于研究中追踪的14个亚洲出口商。来自中国的制造业进口受到的打击最大。

回流指数将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与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的进口数据进行比较，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印尼等。回流指数的算法是将美国的制造业总产出跟这14国的所有制成品进口值之和相除——结果，这个分母从2018年的8160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5750亿美元，科尔尼认为，收缩几乎完全是由来自中国的进口下降推动的，由于关税成本的影响，中国的进口下降幅度最大，达到17%。

“30年前，美国制造商开始在中国生产和采购，原因只有一个：成本，”科尔尼合伙人、这份19页报告的合著者帕特里克·范登博舍(Patrick Van den Bossche)说。“美中贸易战将第二个维度——风险——带入了更全面的平衡之中。关税和中国进口中断的威胁，促使企业在考虑成本的同时，更全面地考虑供应保障。Covid-19更全面地引入了第三个方面，也可以说是最突出的方面：弹性，即预见和适应系统性冲击的能力。”

中国的失落是亚洲其他国家和墨西哥的收获。

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等周边国家开始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并大力发展庞大的经济特区，以提升自己作为合适的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其中又有越南最为突出，中国向其他亚洲低碳国家转移的310亿美元的美国制成品中，几乎一半(46%)被越南吸收，越南在2019年向美国出口的制成品比2018年多出了140亿美元。美国的消费者恐怕能从服装品类的标签上直观地看出这一变化：中国从低端服装行业撤出，而越南基本上吸收了所有的低端服装。例如，耐克(Nike)现在所有的低端产品都是在越南生产的，基本上就像中国30年前所经历的那样。

而墨西哥成为了美国近岸生产转移的目的地。科尔尼的报告显示，2017年至2018年间，从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制造业总额增长了10%，从2780亿美元增至3070亿美元，2018年至2019年间又增长了4%，增至3200亿美元。

科尔尼预测，企业 "将不得不更进一步地重新思考他们的采购策略和整个供应链。"他们预计企业将越来越倾向于分散风险，而不是像这次大流行病暴露出来的那样，仅仅依赖中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仅仅是欧美的制造业开始离开中国，中国自己的制造业也在迁移——它们也不能幸免于生产成本上升、更严格的环境法规以及贸易战带来的额外成本和不确定性。

协力管理咨询公司(Dezan Shira &Associates)的特伦特·戴维斯(TrentDavies)表示，中国企业迅速涌入越南的工业区，将它们的承载能力推至极限，甚至连找厂房和宿舍都成了让人头疼的问题。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经济特区如今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温床，中国-阿曼产业园也在阿曼的沙漠中发挥类似的作用，亚洲和非洲各地还有数十个这样的特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这些地区储备中国制造商，他们不仅可以更好地进入他们所在的市场、美国和欧盟，还可以将更便宜的产品和资源运回中国。

离开中国，但不会回到美国

川普政府希望选民相信美国制造业已经复兴——而且这得归功于他自己，在他2020年2月发表国情咨文时声称美国“在我的管理下新增了1.2万个工厂，成千上万的工厂和工厂正在规划或建设中，我们已经创造了50多万个新的制造业就业机会。”

奥巴马赞助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工厂》中的福耀美国工厂的工人

这些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问题在于，增长集中在少数几个例外的行业——页岩气、制药、电脑和半导体，工作岗位大多位于阳光地带(Sun Belt)或硅谷附近。雇佣的工人只相当于传统工厂的一小部分。与此同时，锈带的失业率正在加速上升，仅去年一年，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俄亥俄和威斯康星这四个州就失去了1.6万多个工作岗位。

现代产品需要高度专业化，总的来说，美国和其他先进的工业经济体已经形成了一个高效率和高产的产品制造和交付系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产品，这就使得制造业供应链往往很难集中于某一个国家，也很难轻易搬迁。

像福特或通用汽车公司这样垂直整合、设计和制造所有或大部分的子组件和部件来制造成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技术太复杂了，不可能只在一个地方掌握所有必要的技能。因此，制造商们纷纷求助于只专注于一个领域的专家和分包商——即使是这些专家也必须依赖许多其他领域。

最终的结果是，制造商要依赖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供应商提供关键部件。电子产品公司严重依赖亚洲各地的供应商（主要是中国、韩国和日本）。那些依赖工业酶的国家可能不得不转向丹麦。印度制药商依赖中国的活性药物成分供应商。许多制造商不得不依赖德国、瑞士或意大利北部的精密工具制造商，或德国或日本的机器人制造商。

因此，尽管特朗普总统援引《国防生产法案》(DefenseProduction Act)并迫使汽车制造商转向制造医用呼吸机，但如果压力传感器或阀门等关键部件是由离岸专家制造的，他们很难加大生产。即使是3M在美国本土制造的N95口罩这样简单的东西，也会使用“来自全球的材料”。

还有人员和技术迭代方面的障碍。许多制造商（尤其是在先进行业）表示，填补空缺职位存在困难。从长期来看，这些问题似乎会进一步恶化。制造业劳动力正在老化，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将在退休后丧失。例如，美国航空航天供应链工人的平均年龄为50岁。

未来的制造业工作可能会提出更多的数字技能要求，只靠教育系统无法解决所有潜在的不匹配问题。劳动力学徒制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但现在的努力还不够，投入的费用也不足。麦肯锡估计，每年增加约100万名工人的学徒项目可能要花费400亿美元。

此外，面对竞争阻力和财务约束，美国制造商已推迟投资，专注于削减成本。1980年，美国工厂的平均历史是16年，而今天是25年。在工厂里，1980年设备的平均使用年限是7年，而现在是9年。金属、机械和设备制造业的生产资产甚至更老。麦肯锡估计，升级资本基础将需要每年1150亿美元的投资，而那些推迟投资的公司将无法在经济增长回升时套现。

在所有门类中，最有可能搬回美国的是制药业。2004年前后，美国基本上停止了国内青霉素的生产，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节省仿制药大笔开支的积极举措。但近年来，它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担忧。

目前在美国销售的药品中，80%以上来自中国，包括口罩在内的重要医疗设备。中国和印度作为仿制药大国，生产了美国人维持生命所需的大部分药物的成分——从血压药物和抗生素到扑热息痛、抗病毒药物和退烧药。

美国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早就发出了警告，称药物生产的主导地位事关国家安全。突然爆发的疫情暴露了这一体系的明显缺陷，上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局长斯蒂芬·哈恩告诉国会，有200多种药物短缺。此外，印度当局对包括羟基氯喹在内的某些药物实施出口限制，进一步强化了对药品生产回到美国本土的呼声。

包括“医药独立长期准备改革法案”在内的几项两党法案目前正在等待进一步的行动，所有这些法案的目的都是敦促甚至迫使制药公司回到美国境内。

总部位于纽约的Mahoney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肯·马奥尼(Ken Mahoney)强调，美国已经是世界上发明药物最多的国家，而将制药业带回美国有可能在医疗领域掀起一场革命，并为美国本土带来大量工作机会。

美国制造业自身面临转型

在考虑搬回国之前，美国需要先关注眼前的事情：根据美联储(FED)的数据，3月份工业产值较上月下降5.4%，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为1946年以来的最差表现。工业产值是衡量工厂、矿山和公用事业产出的一个宽泛指标。

截至上月中旬，许多工厂停产，制造业产出下降6.3%，为1946年2月以来的最大降幅。降幅最大的是汽车和零部件制造商，下降了28%，运输设备产量下降22.8%，耐用消费品下降18.9%；而商业设备的生产——在更正常的时期被视为企业信心的代表——下降了8.6%。

美国价值6.1万亿美元、雇佣了约1300万工人的制造业受到沉重打击，这在提示人们，对于容易受到病毒爆发影响的公司来说，现在是探索主动部署自动化技术（例如协作机器人、工业物联网）以降低整个运营过程中工人密度的关键时刻。

在疫情爆发之前，已经出现了自动化潮流。2017年底，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到2030年，全球60%的工作岗位中，将有超过30%的关键任务实现自动化，4亿至8亿个工作岗位受到自动化的影响。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的数据显示，在过去30年发生的三次衰退中，自动化的步伐都有所加快。

或许眼下正是又一次契机。